交通肇事逃逸如何認定

一、逃逸行為與責任認定的關系

根據1991年9月22日國務院《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第20條規定：當事人逃逸或故意破壞、偽造現場、毀滅證據，使交通事故責任無法認定的，應負全部責任。

交通肇事罪的行為人構成交通肇事罪的，在事故責任的承負上，是全部責任或者主要責任，以及一定條件下的同等責任。但在目前的交通事故責任認定中，普遍存在著對行為人具有逃逸行為時，就一概認定行為人對事故負有全部責任，而不問該逃逸行為是否已經造成事故責任的無法認定。

其次《辦法》第20條規定的逃逸主體是當事人，即包含在事故發生時無任何過錯的當事人，因此在當行為人只負次要的事故過失責任、或完全是因為另一方當事人的過錯因而發生交通事故，僅因行為人逃逸，就認定其負事故全部責任。如此認定顯屬不當。逃逸應該是事故發生后行為人對法律追究和見危救助行為的逃避，是行為人對事故處理的態度，是一種事后行為。而刑法調整的造成一定后果的交通事故的行為人對事故發生時的過失主觀心理和過失行為。以事后行為作為認定行為人在事故發生當時的主觀過失程度，顯然與理不合。應該以行為人在發生事故的即時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的程度，認定其對事故的責任是全責、主責、同責、次責、無責。

在事故責任認定時，使交通事故責任無法認定的逃逸行為人應負全部責任，該逃逸行為與《解釋》規定的死亡一人或者重傷三人以上情形的一般情節的事故后果，同時作為構成交通肇事罪的定罪情節。而在法條中，又對該逃逸行為作為加重處罰的量刑情節，違背了一事不得重復評價的原則。同樣道理，對交通肇事致1-2人重傷構成交通肇事罪的六種情形中，也存在著重復評價。

二、逃逸行為的認定

在理論界對于逃逸的認定存在著“逃逸行為人必須對搶救的缺乏以及責任認定的逃避”的觀點，并且認為“單一動機的存在也可以構成逃逸”。暫且稱之為兩件論。

根據《解釋》的規定，逃逸是指在交通事故發生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此《解釋》則明確規定了逃逸行為人在主觀是逃避法律追究的單一動機，而對于行為人是否具有對搶救義務的作為，均不影響逃逸的成立，如某行為人駕駛車輛將行人撞傷后，為保護現場將傷者遺棄在現場，自己則到交警部門投案。按照兩件論則該行為人屬于逃逸。

但按照《解釋》則不能認定為逃逸，雖然對行為人搶救義務不作為具有道義上的可譴責性。人的生命價值是無法以金錢來衡量的。對逃逸行為人的認定排斥救助，會使肇事人產生價值意識的歧途，會因長期的治療費用不如死后撫恤，尤其是對年老的體弱的被害人，則更是如此，在可以送其搶救而不送其搶救。因為解釋并未規定“行為人在肇事后不積極施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規定為加重處罰的情節”。

三、逃逸致人死亡的認定

根據《解釋》第五條第一款的規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構成此加重情節，在主觀上行為人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在客觀上要造成被害人得不到救助及因此而死亡的后果。換言之，即要構成因逃逸致人死亡，必須具有“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因此被害人得不到救助——因此被害人死亡的因果關系存在。并不能因為行為人逃跑和被害人死亡這前后兩種因素，而擗開中間因素，得出行為人具有因逃逸致人死亡。

對于得不到救助的情形，因為被害人的年齡、體格、撞擊的部位、損傷程度、肇事地點、時間季節等具體情況的不同，在認定逃逸致人死亡時也應該有所區別。“因逃逸致人死亡”，應該是指根據被害人當時的受傷情況和肇事的地點時間情況，本來是可以不發生死亡結果，但因為肇事者的逃逸而使被害人得不到搶救而死亡。

如果行為人具有逃跑的目的，但是實際上被害人已經因為肇事行為而死亡;或者在其逃跑之時被害人已經得到救助，或者其實施了使被害人得到救助的措施，而仍然死亡的，不能認定為因逃逸致人死亡。

對于被害人所受之傷極為嚴重，或者肇事地點距離施救地點遙遠，即使對被害人及時搶救(包括肇事者對被害人的及時搶救，也包括肇事者逃逸后其他人員對被害人的搶救)，也無法挽救其生命的，此時的逃逸因為與被害人的死亡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只能認定為交通肇事罪的普通逃逸行為。

雖然被害人死亡原因究竟的肇事行為直接造成，還是因肇事后未及時搶救而造成，在實踐中往往難確定，但是我們也不能因為死亡時間發生在逃逸之后，就武斷地認定為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

交通肇事后行為人在主觀上如果認為被害人并無嚴重受傷，自以為被害人只是輕微損傷，而離開現場的，因為此時行為人離開現場是因為對被害人損傷程度的錯誤認識，并不存在著對被害人是否因此得不到救助而會死亡的放任。

四、遺棄致人無法救助而死亡，以殺人、傷害定罪。

雖然《解釋》第六條沒有出現逃逸的詞語，但是我們稍加分析就可以得出，該條規定中實際包含著逃逸之意。因為行為人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其目的仍是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

駕駛員在發生事故后的責任是搶救傷者、保護現場、及時報案，其中搶救傷者是法定應盡之職，應作為的義務而不作為是職務不作為。我國刑法并無不作為犯及其作為義務的規定，解釋第六條規定的搶救義務的不作為時構成殺人罪或故意傷害罪的情形，在司法實踐中，應該嚴格依照該規定的構成要素，舉例：一騎摩托車撞傷他人，肇事者見受害人被撞后在呻吟又見后面有來車，即逃離現場。被害人被后車撞死。對摩托車駕駛員處理意見有：一是認為以間接故意殺人定罪處罰;二是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而在量刑幅度上一是以交通肇事致人死亡處罰，二是以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認定。筆者以為上述規點均不妥，應根據摩托車肇事者肇事造成被害人的傷勢進行處理，如其肇事造成被害人重傷，則應構成交通肇事罪，以致一人重傷，并負全部或主要責任，且有逃逸的量刑檔次進行論處。如經檢驗摩托車肇事者所造成的傷勢不構成重傷，或者說無法檢驗摩托車肇事者所造成的傷勢，則該摩托車肇事者不構成交通肇事罪。因為根據過失犯罪的因果關系理論，過失犯罪的后果與過失行為之間應該存在著刑法上的因果關系。而案例中摩托車肇事者的肇事后果并未達到法定情節，所以不構成犯罪。如果無法檢驗則根據疑罪從無的原則，不能認定其有罪。交通肇事的逃逸情節在現行刑法中作為一個重要的事實因素而加以規定，對于逃逸行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不同，即對刑法第133條“特別惡劣情節”同等評價價值的普通逃逸行為，對“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逃逸行為，和對將被害人帶離現場隱藏或者遺棄后的逃逸行為，在不同的法定幅

如果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自以為被害人已經死亡，而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時，因而致使實際并未死亡的被害人無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嚴重殘疾。因為這里肇事者并不具有放任被害人死亡或重傷的間接故意，以故意殺人或故意傷害定罪處罰顯屬不妥。

相反，如果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明知被害人尚未死亡，而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時，因而致使實際并未死亡的被害人無法得到救助而死亡。則其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但是對行為人只定故意殺人罪，也與刑法理論相悖。因為在如果可以證明行為人的交通肇事行為造成被害人重傷的情況下，其放任其死亡。顯然在這里行為人的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因其肇事行為造成一人重傷，并對事故負主要或全部責任，又具有逃逸行為。對被害人的死亡作為肇事者具有救助之責，而不救助放任死亡結果發生，又構成故意殺人罪。前者的交通肇事與后者的故意殺人具有兩個不同的主觀過錯，具有兩個不同的行為，應以兩罪處罰。不存在者吸收犯、牽連犯的情形。

“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致使被害人無法得到救助而死亡”與逃逸致人死亡的區別，在于：一在對待被害人的死亡結果發生的態度上，前者的主觀上必須是放任，甚至是直接故意，而后者則是過失。二在對被害人被肇事后的人身處置上，前者是被害人實施了帶離事故現場后予以隱藏或者遺棄，而后者則無此表現。雖然逃逸行為的地點不應該僅僅是至現場的離開，在第二“現場”離開仍然可以視之為逃逸，如果將被害人帶至醫院，為逃避法律追究在搶救時未留真實姓名而離開。但是將被害人帶離現場的“遺棄”，如果行為人是將被害人帶離至醫院門前，因為醫院具有救死扶傷的義務，行為人將救助義務轉移應該視為有效。即對此情形，只能認定為普通的逃逸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