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我國緩刑適用制度,可以從緩刑適用形式條件、實質條件以及適用程序三個方面加以完善。具體而言,應當建立罰金刑緩刑制度,適當修正對累犯一律不得適用緩刑的規定;對緩刑適用實質條件的規定應當進一步明確化、具體化,規定某些應當適用緩刑和不得適用的情節,但同時應保留法官適當的自由裁量權,應當建立我國的法人緩刑制度;應當設置緩刑適用聽證程序。關鍵詞:刑罰制度緩刑適用制度立法完善當代刑罰制度發達的國家,緩刑的適用率普遍較高。資料顯示,在美國1990年共有250萬人在緩刑監督管理之下,比1980年增長了126%,1997年的緩刑人數也保持在236萬。[1]而1991年,美國正在執行緩刑的犯人更是達到創記錄的約270萬,大約是監獄在押犯人數的4倍。在美國的成年罪犯中,大約有65%被給予了緩刑的處遇。[2]在芬蘭,通常有2/3的監禁刑被緩期執行。[3]在北歐某些國家,緩刑的適用率更高,例如,瑞典1966年約有2萬5千人被判自由刑,其中竟有約2萬人宣告緩刑。[4]在我國,由于受司法觀念、犯罪形勢、嚴打”刑事政策以及刑法有關緩刑適用規定等方面因素的制約,緩刑的適用率一直非常低。然而,緩刑作為一種集刑罰社會化、個別化、人道化于一身的刑罰制度,符合刑罰發展的基本趨勢和人類文明進步的潮流,因而遲早會在我國刑罰裁量活動中占據重要地位。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刑法在緩刑適用的規定方面還存在不少缺陷。本文試對如何完善我國緩刑制度提出管見。一、對緩刑適用形式條件的完善緩刑適用形式條件包括緩刑適用的罪種條件、刑種條件、刑期條件。緩刑適用的排除條件也包含了形式條件的成分在內,故在此一并加以探討。(一)刑法理論界有關完善緩刑適用形式條件的主要觀點對于我國刑法關于緩刑適用形式條件的規定,學者們認為存在的主要缺陷是緩刑適用范圍規定得過窄,不利于充分發揮緩刑功能,表現在對可以適用緩刑的刑期上限規定得太短;對可以適用緩刑的刑種限制得太嚴。在此基礎上,學者們提出了以下主張:(1)擴大對少年犯和過失犯適用緩刑的范圍,對少年犯或者因過失犯罪被判處拘役或者5年以下有期徒刑者,一般應適用緩刑;(2)擴大對其他犯罪適用緩刑的范圍,對被判處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成年犯,一般應適用緩刑;(3)刑法應當明確列舉一些可以適用緩刑的情況,以指導審判人員擴大緩刑適用范圍;(4)增設罰金刑緩刑制度。[5](二)筆者對完善緩刑適用形式條件之管見筆者認為,將可以適用緩刑的自由刑刑期設置得過長,難免放縱罪行嚴重或者主觀惡性深的犯罪分子,將對刑法的正義性造成損害,不利于維護刑法的尊嚴和權威,因而不主張將可以適用緩刑的自由刑刑期上限擴展到5年,而主張以保持目前的3年為妥。與此同時,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完善我國刑法關于緩刑適用形式條件的規定。1.建立我國的罰金刑緩刑制度。對罰金刑能否適用緩刑,目前立法上有肯定和否定兩種對立的態度,巴西、德國、俄羅斯、瑞士、朝鮮以及我國刑法典明確規定對罰金刑不適用緩刑或者沒有規定對罰金刑可以適用緩刑,日本、法國、意大利、奧地利、西班牙、韓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的刑法典則規定可以對罰金刑適用緩刑。在刑法理論上,也存在贊成和反對對罰金刑可以適用緩刑兩種對立觀點。反對罰金刑可以適用緩刑的論者認為,緩刑是為避免罪行較輕的犯人進入監獄,感染惡習而設的,而罰金刑不需剝奪罪犯自由,故無適用緩刑的必要。至于說罰金一時不能繳納者的緩期執行,則與緩刑性質不同,它不能因犯人行狀善良而免除其刑罰的效力,只能因經濟條件的限制不能執行時免除,因此,罰金刑不能適用緩刑。[6]主張對罰金刑可以適用緩刑的論者從緩刑的功能、罰金刑的嚴厲程度、對罰金刑適用緩刑在理論和實踐上的意義等方面論證了為什么可以對罰金刑適用緩刑。[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