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不正當競爭法》采用禁止性規范以“誠實慣例”作為評判標準，而且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認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據特定時間和地點的經濟和社會現實情況來進行判斷的，因此可以為保護知識產權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濟。但我國目前的《反不正當競爭法》還有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目前，我國對知識產權保護的主要法律有《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和《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等。大量的司法實踐表明，《反不正當競爭法》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完全可以起到相當大的作用。但在有的方面還需進一步完善。特別是在我國已經成為世貿組織成員后，更應加快完善的步伐。具體地說有這樣的六個方面應予重點考慮：第一，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概念應重新界定。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加入WTO以后的新形勢，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定義已發生了一些變化，為此，我們應當按照經濟全球化和“入世”的要求，對《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概念進行重新定義，確立一個廣義的不正當競爭的概念。完善監督檢查手段和法律責任制度，加大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不斷修改、制定和細化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配套規章，加強行政解釋。為反不正當競爭工作提供更具有操作性、更有力的法律依據。同時，也應高度注意如何避免抑制正當的市場競爭行為。第二，在某些內容的修改上應與國際接軌。應該看到，在我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成員之后，WTO和TRIPs為我國的國民提供走出國門尋找和獲取它國知識產權的便利的同時，也將給我國的知識產權制度的完善形成巨大的壓力。例如：TRIPs規定了對“未公開披露的信息”，即“商業秘密”的知識產權保護，并規定政府應當對提交給政府的此等信息承擔保密義務，以避免不正當的商業性使用，而我國現行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卻沒有相關的政府保密義務的專門性規定。第三，增加訴前禁令制度，避免侵權損失擴大。1925年修訂的《巴黎公約》對侵犯知識產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規定的救濟措施就有發布制止非法行為的禁令、排除妨礙或損害賠償等。經過多年艱苦談判、斗爭與妥協而產生的TRIPs也將知識產權執法的一些重要準則寫入協議。新修改的并已付諸實施的《專利法》和《商標法》為了適應加入WTO以后保護知識產權的需要，專門規定了訴前禁令制度。因此，為了迅速有效地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避免侵權損失擴大，也應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增加訴前發布制止非法行為禁令的制度。第四，明確劃分執法主體的責任。我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在總則中確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是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監督檢查部門。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由其他部門監督檢查的除外。依照其規定，所謂其他部門，包括如質量技術監督部門、物價部門、衛生行政管理部門以及科委等等。由于執法主體多元，往往造成了實際工作中牽制過多、相互推諉、有法難依的現象。因此，應該在法律上把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質量監督部門及相關執法主體的責任予以明確劃分界定。第五，對于商業秘密的保護規范化、具體化。商業秘密長期以來一直被摒于知識產權之外，在19世紀末以及20世紀所訂立的諸多關于知識產權的國際公約中均未涉及商業秘密的保護問題，TRIPs首次將商業秘密視為知識產權成員。盡管如此，商業秘密的保護仍然不能像其他知識產權那樣具有較強的排他效力。比如，經反向工程獲得他人商業秘密，獨立研究出與他人商業秘密相同的技術方案等均不被認為是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國外早就開始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來保護商業秘密，1909年7月10日生效的《聯邦德國反對不正當競爭法》第17條規定：企業員工將營業或企業秘密為競爭目的或個人打算，或存心傷害企業主的目的私自向他人透露者，處以三年以下徒刑或罰金；為競爭目的或個人打算，私自利用或向他人透露關于營業秘密和企業秘密的消息，處以同樣刑罰。同時規定如果犯罪人在透露時已知道該項秘密將要在國外使用，或者他本人在國外使用則可處以五年以下徒刑或判以罰金。在我國現行法律中，較早直接就商業秘密作出規定的是1991年《民事訴訟法》。1993年，在國家頒布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中明確規定了商業秘密的定義以及侵犯商業秘密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但是應當看到，我國現行法律（包括《反不正當競爭法》）對于商業秘密的保護規范還是比較原則和分散的。因此，有必要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對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在認定和救濟措施上規范化、具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