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農民詐騙征地補償款的后果是什么?

(一)共同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犯罪認定的起點：國家征地工作人員對他人詐騙行為是否明知?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和刑法理論，內外勾結共同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屬于共同犯罪范疇，內外勾結的行為認定也就必須符合共犯的特征。共同犯罪故意的判斷對內外勾結認定至關重要。共同犯罪故意的有無往往取決于行為人和其他犯罪人是否進行了意思聯絡，具體到征地補償中，即征地工作人員對他人騙取征地補償款的事實是否明知。如明知，則進人共同犯罪的判斷領域;不明知，則不存在共犯問題。

(二)共同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犯罪的形態。國家征地工作人員對他人詐騙征地補償款行為具備了明知的條件下，就進入了共同犯罪的認定領域。結合其客觀行為，共同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犯罪的形態有如下三種：

(1)事中明知 不作為形態。國家征地工作人員開始對他人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的行為并不知情，但隨著征地工作開展而知曉，在補償款被騙取之前而不作為，事后收取了他人給予的感謝費。

(2)事前明知 作為形態。國家征地工作人員在其履行職務之前，就知曉他人騙取征地補償款的行為而予以幫助，事后收取了他人給予的感謝費。

(3)事前積極共謀 積極作為形態。國家征地工作人員事前積極與他人共謀騙取征地補償款，其職務便利是達致騙取結果的主要方式，事后收取了他人給予的感謝費。內外勾結的三種實踐形態都屬于共同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犯罪，雖然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這種程度上的差別卻妨礙了司法實踐中對共同貪污罪的認定，造成了此類案件的同案不同判現象。

二、行為的定性：構成要件的解讀

(一)侵犯法益的種類。法益，是指根據憲法的基本原則，由法所保護的、客觀上可能受到侵害或威脅的人的生活利益。法益具有多重功能，如刑事政策機能、違法評價機能、解釋論機能等。法益的解釋論機能是指法益具有作為違法構成要件解釋目標的機能。

入罪判斷是確定行為是否符合刑法分則規定的行為構成的過程，而行為構成是根據一個或多個法益來制定的，法益是行為構成形成的基石，因此，行為符合行為構成就意味著行為侵害了刑法所保護的法益。正是因為法益在刑法規范中占有基礎性和核心功能，才使得其能夠用于指導解釋刑法分則規定的行為構成(也即法益的解釋論機能)，因此認定法益是分析案件的第一步。法益的定位是一個整體性思維，結合國家征地工作人員客觀的職務行為與其主觀心態，其可能侵犯的法益有：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受賄、貪污)、公共財產(貪污)，甚至還有國家公務的合法、公正、有效執行及國民對此的信賴(濫用職權)。因此可能涉及的罪名主要有受賄罪、貪污罪、濫用職權罪。

(二)客觀行為的法律展開。

根據司法實踐，涉案國家征地工作人員的職責一般是負責審核項目轄區內被征地主體申報材料及價格談判等，對最終補償價格的確定往往起著決定性作用。在明知他人通過詐騙方式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情況下，國家征地工作人員的行為一般表現是：不作為地幫助他人詐騙行為、幫助詐騙行為、積極參與詐騙行為。

(三)主觀罪過的差別。罪過是指刑法規定的支配犯罪主體實施犯罪行為時的以故意和過失為基本表現形式的心理態度。

上述國家征地工作人員客觀行為法律屬性不一致的原因，主要在于其行使同樣的職務行為時，所具有的主觀罪過的差別。而這種差別主要體現在對受保護公共財產法益損害的故意上。故意內容包含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國家征地工作人員對他人征地申報材料虛假性的認識因素上一般表現為：事中明知、事前明知、事前共謀;在對公共財產被騙取的意志因素上表現為：放任、放任 希望的混合體(進行準確區分已無必要)、希望。因此綜合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國家征地工作人員對其行為所造成的公共財產被騙取的結果都存在著故意。

(四)涉案國家征地工作人員收取他人感謝費的性質：主觀引導下達成與客觀的統一。

行為人對同一事物的不同認識往往會決定著行為的定性，這符合人類對犯罪人進行歸責的心理期待。如同樣是假毒品，行為人明知是假毒品而予以販賣的，構成詐騙罪;行為人主觀上不知道毒品是假的而進行販賣，則構成販賣毒品罪。因此，涉案國家征地工作人員收取他人感謝費的性質到底是他人的財物還是公共財產的問題，會從另一個側面有助于分析其涉嫌的罪名。感謝費雖然客觀上都是國家的補償款，但是由于收受人的主觀認識的差異，其性質的認定就會隨主觀而有區別。

在征地拆遷過程中，也是存在某些負有特定職責的國家工作人員在利益的驅使下，放棄職守，內外勾結，弄虛作假騙取補償費或安置房的情況的，顯然，這種行為已經嚴重的觸犯了我國刑法，其行為均已構成共同詐騙罪，應當根據相關法律的規定，搜集相關證據和資料文件，向司法機關提起訴訟，堅決嚴厲懲處，以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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