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基本原則包括罪刑法定、罪刑相適應和刑法適用平等三大原則，其貫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政策等各項刑事活動中。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政策與道德之間具有密切聯系：刑事立法需要考慮是否將一些道德行為上升為犯罪行為，刑事司法需要考量行為人的道德品性在量刑中所占的位置，刑事政策則需要考察道德規范在抑制犯罪發生方面的作用。鑒于道德和刑法基本原則在刑事活動中的重要作用，厘清刑法基本原則和道德的關系、探討和分析刑法基本原則的道德屬性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一、罪刑法定原則：功利主義的需求

道德的終極標準，就是指社會主體在從事行為時需要遵循的道德準則，只有在道德終極標準的指引下，社會主體的行為才能最大程度的促進社會發展、實現主體權益，達到道德的最終目的。道德終極標準包括一個總標準和兩個分標準：總標準是增加全社會和每個人的利益總量，一個分標準是在人們利益不發生沖突而可以兩全睛況下的道德終極標準：“增加每個人利益總量”，另一個分標準則是在人們利益發生沖突而不能兩全的情況下的道德終極標準：“增加整個社會的利益總量”——在他人利益之間發生沖突時，它表現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原則ll1。其實，無論是總標準還是分標準，都是為了引導主體充分維護社會和個人利益，都是為了增進社會主體的最大幸福。正如有的學者所言：“增進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一原則是評價一切行為的道德價值的最終尺度，因而是一切道德行為的最終動機”翻。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與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在內涵上是相同的，兩者有道德終極標準的應有之義也和功利主義密切相關。對于功利主義，赫起遜做過精辟的闡述：“凡產生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的行為，便是最好的行為，反之，便是最壞的行為”131。因此，我們認為道德終極標準又是功利主義標準，兩者在內涵、范圍和功能上具有一致性和重合性。

行為人實施危害社會的行為，會導致個人利益之間或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發生沖突。為了維持秩序穩定，就需要抑制危害行為的發生。但統治者在整治危害行為時，是否能做到公正呢?是否能最大程度的實現社會整體利益呢?罪刑法定原則出現之前，顯然不能處理好這個問題。為了達到懲戒的目的，洛克主張以理性和良知來限制懲處犯人的權力，并強調要對懲處與違法行為進行核對，以確定懲處犯人是否恰當。但是，洛克意識到自己的這種主張和要求不能確保百分之百的穩定性和全體國民遵守自然法，也不能確保和平與安寧以及一定要公正地懲處違法者。因為由每個人來執行懲罰權，勢必會導致人們之間的戰爭狀。鑒于依靠良知和理性并不能達到公正處理社會沖突的目的，也不能最大程度保障個人和社會利益，則最大多數人最大幸福的功利目的也不能實現。于是，基于維護社會公正、實現社會最大利益的價值觀，奠基于社會契約論的罪刑法定原則開始進入立法者的視野。犯人之所以產生期圖侵害他人利益的欲求，與犯人從侵犯其利益或享受利益中得到的快樂是一致的。這同時也適用于利益的持有人。因為利益是歸屬于其持有人的，享受這種利益對持有人而言也是符合快樂原則的。因此，在存在侵害他人利益的情況下，利益持有人會對自己的利益繼續存在感到不安，就會希望國家來保護自己的利益需求。當這種希望保護自己利益的欲求達到一定規模時，作為國家來說，就感到有必要保護該利益，就會有制定刑法的動機I5_。通過制定相應的刑罰規范，可以對危害行為予以調整和規范，以達到保護社會和個人利益的目的。

從一個層面來講，在因犯罪行為而使社會主體利益發生沖突的情形下，通過適用刑罰可以達到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的雙重目的。對犯罪人進行懲治，剝奪其繼續實施危害行為的可能性，可以使其不能再危害社會。但是，德國著名刑法學家李斯特曾說：刑法是善良國民的大憲章，也是犯罪人的大憲章。對犯罪人的行為需要加以刑事制裁，但刑罰的適用必須依據罪刑法定原則。也就是說，在刑事司法中，必須保護犯罪人的合法權益，以期達到司法公正之目的。“一切法律所具有或通常應具有的一般目的，是增長社會幸福的總和，因而首先要盡可能排除一種趨于減損這幸福的東西，亦即排除損害。然而所有懲罰都是損害，所有懲罰本身都是惡。根據功利原理，如果它應當被允許，那只是因為它有可能排除某種更大的惡”同。對社會民眾來講。通過對犯罪人適用刑罰也可以預防其實施犯罪。當社會民眾了解到刑罰的確定性和嚴厲性后，就不會輕易的實施犯罪行為，這也間接起到了保護社會利益的作用。從另一個層面來講，當不存在社會利益沖突的時候，罪刑規范的法定化也為保障公民權利、限制國家權力奠定了基礎。罪刑法定原則，是為了對抗中世紀封建國家當中，以國王以及官僚即法官所具有的生殺予奪的大權為背景的肆意專制裁判(罪刑專斷原則)，在近代市民階層興起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它是保護市民的權利和自由的原則。為了避免國家機關利用刑罰任意侵犯和干涉公民權利，必須對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進行明確的界定和區分，而罪刑法定原則很好的承擔了這個任務，其在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劃出一道紅線，作為界分兩者的標準和依據。也正是有了罪刑法定原則。公民的權利不再隨時處于危險之下，而有了明確保障;也正是有了罪刑法定原則，國家的權力不再擅自發動，而有了具體標準。公民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比較好的保障，而國家的刑罰資源也不再因為肆意發動而浪費和消耗。通過發揮刑罰的懲治功能，可以在出現社會沖突的情形下達到保護社會利益、個人利益的目的，可以增加社會利益的總量;通過抑制刑罰的懲治功能，可以在社會平穩的情形下達到保護公民的利益、免受權力的非法侵害，可以在不損害個人利益的基礎上實現整體利益的增長者和道德終極標準的第一個分標準相適應，而后者則和道德終極標準的后一個分標準相契合。總之，將犯罪和刑罰用刑法條文固定下來，作為社會主體實施行為的規范標準，作為司法機關審理案件的裁判規范，是基于追求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增加社會的幸福總量之目的，是為了將人利益沖突降至最低限度，也是為了將對個人利益的損害降至最小。而這與道德終極標準的精神相符合，也是功利主義思想的內在意蘊。

二、罪刑相適應原則：人道主義的追求

人道主義，眾所周知，是一種思想體系，這種思想體系的根本觀點，是認為人本身乃最高的價值和尊嚴罔。人道主義具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個層面是“將人當人看”，一個層面是“使人成其為人”。所謂當人看，是指在任何情況下，對任何人都應當把他當作人來對待，尊重其作為人的尊嚴、人格和固有的權利，尊重并滿足其作為人的正常需要c9]。所謂使人成其為人，是指使人自我實現，使人發展、實現自己的潛能而成為

可能成為的最有價值的、最完善的人。

在刑法理論中，學者們對人道主義較為重視，都主張在刑事立法、司法及執行中將犯罪人當人看。善待行為人，反對將行為人視為刑罰客體，不能出于其它目的而對行為人實施懲罰。康德指出，法院的懲罰絕對不能作為促進另一種善的手段，不論是對犯罪者本人或者對公民社會。懲罰在任何情況下，必須只是由于一個人犯了一種罪行才加刑于他I!】。既然人本身是最高價值，那么，不言而喻，對于任何人，不管他多么壞，對他的壞、他給予社會和他人的損害，固然應給予相應的刑罰，應把他當作壞人看;但首先應因其是人，是最高價值而愛他、善待他、把他當人看。從刑事古典學派的絕對確定法定刑到刑事社會學派的相對不定期刑，正是在罪刑適應的基礎之上尋求人道主義，也表征了從“把人當人看”到“使人成其為人”的發展歷程。在封建社會形態下，刑罰是統治者治理國家的工具，沒有獨立的價值。

為了維護秩序穩定，統治者可以擅自動用刑罰，犯罪者不過是統治者展示權力的工具和手段。“這種權力無需說明它為什么要推行貫徹法律，但是應該展示誰是它的敵人并向他們示自己釋放出來的可怕力量。這種權力在沒有持續性監督的情況下力維普資訊隨著社會發展，人們逐漸發現，刑事古典學派的相關刑罰理論，尤其是罪刑適應下的絕對確定刑理論并不能很好的治理犯罪，因此，需要采取新的理論和措施應對高犯罪率。于是，立足于實證主義而非思辨主義的刑事社會學派開始主導刑罰理論的發展方向。針對行為人的危險性而非行為的危害性，刑事社會學派認為，罪刑相適應需進行相應的變化，其中的“刑”不能是絕對確定的法定刑而應該是相對確定的不定期刑。該理論認為，犯罪人在犯罪中和犯罪后，其人身危險性會發生變化，司法機關應該根據相應的變化對其適用刑罰。對于任何一起犯罪，刑罰問題都不應當僅僅配給罪犯與其道德責任相應劑量的藥，而應當被限定為根據實際情況和罪犯個人情況，視其是否被認為可以回歸社會，確定是否有必要將罪犯長久、長期或短期地隔。正是在這種刑罰思想的引導下，緩刑、假釋、減刑等刑罰理論隨之出現。在這種罪刑適應的理論中，如果犯罪人積極悔悟，并能主動的為減輕自己的危害而作出自己的努力，司法機關視其表現而對其作出相應的刑事處罰。判決前，如果犯罪人真誠悔罪、并不會再危害社會的，法院可以對其適應緩刑;執行刑罰的過程中，如果犯罪人積極的參與改造，從思想上認清自己的罪惡，執行機關可以對其予以減刑或者假釋。我們可以看到，在這里，犯罪人不再是完全被動的司法主體，他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減輕自己的刑罰，使自己的人格更為完善，進一步實現自我潛能、尋找發展自我的機會。因此，我們認為，刑事社會學派下的相對確定的不定期刑與罪刑適應理論更能體現人道主義，是使人成其為人的反映和表征。使人成其為人實質是指給人自由，因為自由乃是自我實現的根本條件。

總之，我們認為，從古典刑事學派的罪刑適應理論到刑事社會學派的罪刑適應理論反映了人道義的發展軌跡，從“將人當人看”到“使人成其為人”是一個長久、持續的發展過程，而這個過程也正是罪刑相適應理論的逐步發展、完善的過程。因此，兩者的發展是交互影響互為促進的。

三、適用刑法平等原則：

公正價值的訴求公正、正義和公平，在內涵上具有一致性。正義或公平確實要求，人們生活中由政府決定的那些狀況，應當平等地提供給所有人享有。習慣上正義被認為是維護或重建平衡或均衡，其重要的格言常常被格式化為“同樣情況同樣對待”正是等(利)害交換，顯然具有兩種相反含義：等利交換和等害交換①。其實，公正就是指對所有人平等對待、同樣情況同等處遇。平等是公正的價值內核，是公正的應有之義。就是指法律應該不分軒桎地適用到一切情況，一切人物，不論貧富，無分貴賤。法律能夠這樣無差別地適用，才可以稱作正義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