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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來，酒后駕車、甚至醉酒駕駛的違法犯罪行為屢禁不止，相關罪案數量居高不下，不僅危害了道路公共交通安全，而且由于酒駕導致許多重大交通事故的發生，造成了人身傷亡和經濟財產的巨大損失，為此，各地交管部門都在想辦法、拿措施，加大對醉駕行為的打懲處力度，有些地方還屢出奇招，那么，對于XX市交警推出的醉駕同桌連坐是否合理呢?

一、不論初心，不管初衷，執法必須有依據

客觀地說，經過這些年的整治，“喝酒不開車”這句話得到了大面積普及，但不排除還有少部分人僥幸心理頑固。XX市交警認為，酒駕有“抬頭”之勢，因此想出了個點子：酒后駕駛“同車、同桌”也要接受處罰。

具體來說，處罰機制分為兩個檔次，對查獲的酒駕違法行為，在對駕駛員進行處罰的同時，一律對“同車”人員進行現場教育;而查獲醉駕的，一律將“同車”、“同桌”人員送至“醉駕警示教育基地”進行1小時深度教育。

現場教育這一檔，就不說三道四了，因為可能只是被交警數落兩句，不好定性。而后一種處罰，則是明顯的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而行政強制措施，必須由法律設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甚至包括《XX市交通違法行為處罰條例》)，酒駕處罰的對象就是違法者，并沒把同桌者、同飲者作為“共犯”。不管初衷是什么，交警都沒有權力在法律之外創設新的處罰內容和手段。

正如“罰看遠光燈”一樣，知道大家痛恨“遠光狗”，知道亂開遠光燈的危害，但執法部門就是不能自創“法外處罰”。

二、酒駕連坐的社會現實

XX市交警認為查獲醉駕的，一律將“同車”、“同桌”人員送至“醉駕警示教育基地”進行1小時深度教育。

這個不分青紅皂白的“一律”，有更多問題。首先，同桌吃飯的，不一定都是熟人，你的朋友不一定是我的朋友。還有些飯局愛好者，可能一天要串好幾個場，誰開車不開車他都不知道，他有多無辜?

其次，和酒駕同車的人，怎樣才算盡到勸阻義務呢?執法部門的說法是“必須打110報警才算”。這個要求過高了，如果同車人已經勸阻了，但駕駛者執意要酒駕，從現實情況出發，能找到一個主動撥打110報警的人嗎?

酒駕“連坐”，其實也不是XX市交警的發明。在2012年，就有少數地方交警已經率先上馬了，對與被查處的機動車駕駛人同桌飲酒的人員，一律到公安機關進行詢問，并通過技術設備的甄別，來確認其是否也存在酒駕的行為，對沒有酒駕行為、也沒起到勸阻義務的，要抄告其單位，由單位加強教育。

在當時，就已經遇到難以執行的問題。比如，醉駕者被抓住后，去找和他一起吃飯的人，但兩人是朋友，咬死了已經勸阻喝酒者不要開車，警方也沒有辦法。

三、“酒駕死人，一起喝酒的也要賠償”，這和醉駕新規是兩碼事

XX市交警的新規定得到支持，還有一個原因：能查到很多案例，酒駕出車禍，撞死了人(或者自己死了)，受害者家屬要求追究同桌吃飯者的責任，而大量判例證明，法院是支持的。

這里面有一個少為人知的概念，叫“先行行為義務”。民法中先行行為，就是某一行為或某一結果之前的行為，比如，某大人帶鄰居小孩去滑冰，滑冰過程中，小孩受傷，這大人帶小孩去滑冰的行為，就是該小孩受傷的先行行為;換句話說，該大人不帶該小孩去滑冰，小孩就不會受傷，大人的先行行為與小孩受傷有因果關系。那么，防止小孩受傷，就是“先行行為義務”。

就共同飲酒人來講，喝酒的人對同飲者過度勸酒、敬酒、賭酒、罰酒等行為都是先行行為，使得同飲者發生危險(深度醉酒致死或醉駕發生交通事故)的可能增大，行為人對同飲者就負有注意安全的義務。

據此，很多人都認為，XX市交警做得對啊!其實，這是混淆了民事和行政責任。同飲者做出賠償，這是個民事責任，而限制同車同桌者人身自由，缺乏法律依據。這里面很多細節問題，連專業人士都搞不清，同桌人如果知道司機喝酒，不加制止甚至縱容，如果事故嚴重，還可以追求刑事責任。而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說得很清楚，不管什么情況，都反對追究同飲者刑責，應由民法調整。

綜上所述，關于醉駕同桌連坐是否合理的問題，首先這項處罰屬于強制性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應經過立法程序而不能由職能部門創設;其次，避免醉駕同車、同桌連坐需要履行的義務不符合社會實際，同時也存在執行難的問題;還有醉駕傷亡賠償和同桌連坐都屬于民事責任的范疇，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處罰則屬于行政責任的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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