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視居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在刑事訴訟中限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規定的期限內不得離開住處或者指定的居所，并對其行為加以監視、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種強制措施。

監視居住主要有以下幾個新問題：

一、檢察機關“變通”為監視居住的執行主體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51條明確規定，有權決定監視居住的機關為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而執行監視居住的機關只能是公安機關。但目前，由人民檢察院決定的監視居住，往往由人民檢察院自行執行，即由人民檢察院將監視居住決定書交公安機關，公安機關再出具一份執行委托書，委托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警察代為執行，或者以請求人民檢察院協助執行為名，將此類監視居住的執行權全部交給檢察機關。那么，公、檢兩家為什么這樣做呢?

首先，對檢察機關而言，在指定的居所對犯罪嫌疑人執行監視居住是辦理自偵案件過程中獲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最佳手段。它可以使檢察機關有充裕的時間、足夠的人力來突破案件，完善證據。另一方面，即使案件不成立，也無需對當事人進行國家賠償。這樣，檢察機關就主動攬下了應由公安機關承擔的職責。

其次，對公安機關而言，由于擔負著治安和刑偵雙重責任，警力資源十分緊張。公安機關對完全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強制措施(拘留、逮捕)設有專門的機構(看守所、拘留所)和人員，但對并未完全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強制措施(監視居住、取保候審)卻沒有設立專門的業務機構來履行執行之職。因此，公安機關對檢察機關決定的監視居住，再根據檢察機關的要求，委托檢察機關自行執行，既為公安機關節省了警力和財力，又減輕了公安機關的負擔和責任，公安機關自然沒有異議。

這種變通的打法律擦邊球的做法，對公、檢兩家都有利，法律對此也并未明令禁止，因此在一些地區十分普遍。

二、違規在“指定的居所”使用監視居住，變相羈押犯罪嫌疑人

先說執行的地點。依照刑事訴訟法第57條第1款的規定：“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經執行機關批準不得離開住處，無固定住處的，未經批準不得離開指定的居所。”從該條文的邏輯關系上理解，對被監視居住的對象，應該在其住處執行，只是在其沒有固定住處時，方可執行于執行機關指定的居所。但實際操作中往往不是這樣，絕大多數被執行于指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他們在辦案機關所在市、縣均有生活的合法住處，而辦案機關卻指定一些賓館、招待所作為其監視居住的場所。為了不使自己的做法與法律規定沖突太明顯，有些辦案機關將“指定的居所”安排在其他的縣、市或在其上一級司法機關所在地。還有些辦案機關要求犯罪嫌疑人自己寫一份申請，表明其主動要求在偵查部門指定的地點講清問題，是其本人不愿離開“指定的居所”的。

再談對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限制程度。對于在指定居所被執行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而言，不得離開指定的居所是必須遵守的，同時還必須遵守刑事訴訟法第57條的其他規定。除此之外，不應剝奪犯罪嫌疑人的其他權利。比如，六部一委《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4條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97條第2款規定，犯罪嫌疑人在監視居住期間，可以與共同居住的人和律師會面，而無需偵查機關批準。但目前大多數此類被監視居住的人，不僅不能會見原共同居住人及其聘請的律師，而且連最基本的休息權和對外正當的信息交流權都得不到保證。

發生以上這些違規現象，是與決定并執行監視居住的辦案機關的初衷分不開的。因為監視居住一般都是在偵查的初始階段實施的，其目的就是為了控制犯罪嫌疑人，加強審訊的力度，獲取口供，突破案件。然而，這種變相羈押的監視居住，嚴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而且這種“羈押”還不能折抵刑期。另一方面，這種違規的監視居住又是滋生刑訊逼供的土壤。

三、在“住處”實施監視居住流于形式，有“自由居住”之嫌

如若在犯罪嫌疑人的住處實施監視居住，在實踐中更是困難重重。

一方面是執行機關難以操作。對執行在自己住處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機關是安排人員與其同居一室進行監視，或是在其住處外盯梢監視，還是在其住處安裝監控設備進行監視?無論采取哪一種方式，對公安機關的警力、財力來講，都是難以承受的。

另一方面是侵犯了其他人的人身權利。大多數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都是有共同生活和居住的其他家庭成員的，如果執行機關嚴格地對被執行者實施監視，必定會在一定程度上侵犯與被執行者共同居住人的人身權利。

基于以上兩方面的原因，執行機關的監督工作很難到位，監視居住的規定得不到嚴格的執行，監視居住往往成了“自由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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