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李某系某鎮衛生院婦產科醫生，由于近幾年鄉鎮衛生院福利待遇不高，李某為多賺些收入，于是在未經有權機關批準的情況下，憑著自已多年的從醫技術，在家中私自開設起診所來。2003年11月6日19時許，原告杜某懷孕第三胎來到李某家等待分娩，李下班后為其接生，至深夜23時55分，杜某產下一女嬰，而杜某卻產后大出血不止，李某采取措施，但大出血未得到有效控制，至凌晨二時許，李某陪同杜某到縣醫院救治。但縣醫院受醫療條件所限，杜某不得不轉入某市第四人民醫院住院治療，直至2003年11月18日出院。杜某在住院期間其子宮被行切除術，構成七級傷殘。杜某認為子宮被切除是由于李某在接生過程中技術處理不當大出血后沒有及時搶救所造成的，遂向法院起訴要求李某和某鎮衛生院賠償損失54000元。李某則辯稱其在接生過程度中沒有任何技術上失誤，也沒有貽誤搶救時間，出現大出血是因杜某自身凝血功能障礙所致，李某并申請對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有無因果關系進行鑒定。經醫學會鑒定認為：1、患者在李某家中分娩，無任何記錄及相關資料可供參考，根據病情分析，患者系產后大出血診斷成立。2李某家中不具備搶救設施，無法進行及時的救治，使杜某喪失了最佳治療時機，這是導致其子宮切除的原因之一。某鎮衛生院對原告的起訴則主張李某的行為系個人行為，與其院無關，其院不應承擔責任。

法院審理認為，公民的人身權受法律保護。被告李某未經有權機關批準私設診所，其行為具有違法性。在產婦出現大出血以后，由于李某家中不具備搶救設施，喪失了最佳搶救時機，由此造成并擴大了原告的損害后果，李某的行為與原告的損害后果之間有因果關系，這已被醫學會鑒定結論所證明。李某主張原告凝血功能障礙是出血原因，因無證據證明不予支持。原告第三次分娩不到正規醫院生產，而選擇在私人家中，具有自冒風險的心理，對損害結果的發生也有過錯。李某在下班后于家中接生，不屬于職務行為，某鎮衛生院不應承擔責任。據此，判決李某承擔主要責任，賠償3萬元，其余損失由原告自己負擔。判決后，李某不服，提出上訴，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案李某作為在職的專業婦產科醫生，其在家中私設診所，為她人接生孩子，由于不具備搶救條件，貽誤搶救時機，造成原告子宮被切除，從后果來看是相當嚴重的。兩級法院判李某承擔三萬元民事責任，從私法的角度落實了侵權法的補償功能，但從公法的角度懲罰功能似乎尚未得到充分發揮。筆者試從本案的性質及其法律責任入手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關于本案的性質

由于行醫是關系到人民生命健康的特殊職業，國家在這方面的管理較為嚴格，對行醫者的資格和行醫活動，制定了一整套管理工作規范及制度。國務院《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未取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擅自開展醫療服務活動，這是非法行醫行為。被告李某未取得執業許可證，在家中開展醫療服務活動，屬于非法行醫。非法行醫不屬于醫療事故損害賠償糾紛，應屬于普通的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應按照《民法通則》確定的賠償原則、項目和計算標準辦理。《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是行政法規，自出臺即受到不少批評。《條例》具有行業保護色彩，賠償標準低，還規定不構成醫療事故不予賠償，沒能很好地體現生命的價值和人格尊嚴。

有人擔心，按醫療事故損害賠償糾紛處理，過錯和因果關系由醫方承擔舉證責任，對患方有利，如果按一般人損處理，過錯和因果關系由患方舉證豈不是對受害人不利？筆者認為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在非法行醫所從事的醫療活動中，患者的弱勢更明顯。合法的行醫主體尚且應負醫療風險的預見、防范以及減輕損害的義務，尚且需要對過錯和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那么非法行醫人更應當承擔醫療風險和舉證責任，這完全符合“舉輕以明重”的法學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