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損害責任承擔

截至目前，我國醫療過失索賠的最高要求已達1075萬元，實際最高賠償判例達292萬元。現行的《醫療事故處理辦法》規定：“醫院出現醫療事故，給予患者一次性補償”。而司法實踐已突破此項規定將醫療過失納入我國民法通則進行調整，按照過錯責任原則，比照侵權行為對人身的傷害進行賠償，導致賠償數額越來越高。

巨額賠償引發這樣一種說法：要想發財做手術，做了手術告大夫。而醫務人員為明*保身，則出現這樣一種現象：可做可不做的手術盡量不做，能做但成功機會小的手術不去爭取做，對風險大的危重病人不敢積極大膽搶救治療，也不敢主動地應用新技術。社會上大多數人認為患者和醫院相比，患者是弱者，醫院是強者，因而只要患者對醫院醫療服務不滿意，醫院就應當賠償，法官往往也有這種認識，審理案件時希望醫院或多或少支付患者一部分賠償。這種認識實際上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法律規定的。

醫院的醫療收費標準受國家控制，目前各醫院的醫療收入尚不足以抵支成本，國家財政又未補償到位，結果是收費未按成本，賠償卻需全額，造成收付不對等，不能體現民法的公平、平等的原則。從法律上講，個人受到損害應當得到賠償，但賠償額度要有一定的限制標準。現行賠償案例的不合理性大部分表現在不能有效分辨“混合因素”上，由于醫療過失鑒定的不完善，法官無法區分混合因素的比例，例如：患者疾病本身的自然發生、發展的因素，疾病所致的原因力，以及導致醫療不良后果的其他原因。

一產婦分娩時因胎兒巨大，第二產程力較差，肩難產，造成新生兒臂叢神經損傷，患者認為是醫院過錯造成此后果，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鑒定結論如下：“造成新生兒臂叢神經損傷主要是由于第二產程力較差，胎兒巨大、肩難產……”;“醫院在第二產程無適應癥的情況下過早干預，與肩難產的發生有一定關系”，確定為二級乙等醫療事故。醫療事故鑒定結論明確指出，產生新生兒臂叢神經損傷的因素主要是產婦第二產程力較差、胎兒巨大、肩難產，而醫院存在的不足與肩難產發生有一定關系。由此可以看出，盡管被確定為二級乙等醫療事故，但其中也有產婦自身條件和疾病發生發展因素，但醫療事故鑒定結論卻未區分各因素的比例。這些因素也就是法學理論混合過錯中談到的混合因素、原因力。從法律的公平、公正角度出發，法院應當確定多種因素各占的比例，如果法院只依醫療事故鑒定結論二級乙等醫療事故簡單的判決醫院承擔新生兒臂叢神經損傷的全部責任，顯然不公平。

此外，在賠償數額問題上也存在不合理現象。我國法院一般按人均壽命來計算傷殘生活補助費、護理費等，而一個患嚴重疾病的人能否活到人均壽命呢如果其早于人均壽命死亡，其所獲得的一次性賠償的費用和由此產生的孳息就成了他人的不當得利。如剛出生的腦癱患兒，按73年計算賠付，實際是活不到70年;再如20歲的植物人，國內報道一般存活5—10年，最長存活十幾年，按73歲計算，賠付53年，實際不可能活50年，就出現了不合理的情況。

其它的賠償不合理現象還有以下幾種表現：患者已經評殘，說明其殘疾已不能治療，再賠治療費就是重疊賠償，后期治療費和傷殘補助費同時賠償是不合理的;按上一年度城市人均收入做為賠償的基本標準也存在不合理性，如農業戶口的患者或無經濟來源的患者，都按此標準計算、賠付，實際是擴大賠償方的支付，使另一方獲得不當得利。

通過分析筆者認為，要實現公正賠償一定要根據中國國情來制定醫療過失賠償法律，確定最高賠償額的限制數;賠償額應按醫療過失鑒定委員會確定的責任比例計算賠償數額;人均壽命的計算應當減去今后若干年可能發生問題的調整系數;人均收入應按當事人戶籍所在地的人均收入標準來計算賠償;傷殘生活補助費、護理費、今后治療費等，擬不要采取一次性支付的方式，可分段支付，幾年為一支付階段，如患者在支付年中死亡，今后的費用可停止支付。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醫療行為有其特殊的高風險和不確定性，醫生不是神，不可能包治百病，醫學發展總是滯后于疾病的發生、發展。醫療過失的發生不同于一般的人身傷害侵權行為，醫療行為具有不對等性，不能等同于普通的消費概念，應當是一種特殊的消費概念，因而應當制訂專門的法律進行調整，或者修正《醫療事故處理辦法》，由最高法院出臺司法解釋，在法院判案中比照使用，使其法律地位等同于交通事故處理辦法，方可顯示法律的公平合理。此外還應通過一系列社會保險，如醫療過失責任險、醫療風險險、醫療意外險等途徑來解決醫療賠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