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例簡介

2000年8月10日，河南省某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某公司)與深圳東南經濟xx公司(以下簡稱xx公司)在河南省鄭州市簽訂購銷合同—份。合同約定：某某公司供給xx公司國際中級毛綠豆(含水量2%)3000噸，每噸價格985元，總貨款2955000元，于同年9月20日前交貨，并負責辦理商檢證、免疫證、產地證、供貨證和化驗單。需方xx公司在合同生效后預付22萬元定金，8月底付足貨款的50%，包括定金共1477500元，余下貨款在貨到后付清。

合同簽訂后，xx公司于2000年8月11日給付合同定金22萬元，并在收到某某公司提供的商檢、產地等證和河南省經貿委的綠豆計劃外銷售批件后，于同年8月25日將合計金額為1257500元的兩張匯票交給某某公司。某某公司收到定金及匯票后，于9月13日向需方發出毛綠豆3000噸，并要求需方收到貨物后結清余款。需方xx公司在驗貨后發現：毛綠豆的含水量高出合同約定標準4%，無法制漿，所以，需方以供方履約有瑕疵為由，拒付余款。而某某公司則認為：合同約定需方在“貨到后結清余款”，但需方在收貨后遲遲未將余款結清，構成違約，雙方遂發生糾紛。

二、問題的提出

本案涉及到后履行抗辯權(有些學者稱其為“先履行抗辯權”)的構成和行使問題。

三、法律依據

《合同法》第67條規定：“當事人互負債務，有先后履行順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權拒絕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權拒絕其相應的履行要求。”

四、案情分析及處理結果

在本案中，某某公司與xx公司簽訂的購銷合同依法有效，對雙方當事人均有法律拘束力。按照合同，供需雙方當事人互負給付義務，某某公司負有“提供符合約定標準的綠豆”的義務，xx公司則負有“支付約定的貨款與定金”的義務，且根據合同約定，雙方的履行次序依次是：需方支付定金及部分貨款，然后供方供貨，最后需方結清余款。但在本案中，在需方按時支付定金及部分貨款后，供方提供的貨物并不符合合同約定，因此，根據《合同法》第76條的規定，需方有權拒絕支付余款。

五、存在的問題

在本案的審理過程中，曾存在兩種不同的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雖然供方交貨不符合合同所約定的標準，構成違約，但需方在收到貨物后，未按合同約定結清余下貨款，同樣也構成違約，所以，雙方均應承擔違約責任，其比例按照雙方的過錯大小分攤。

另一種意見認為，本合同對于合同雙方的履行時間有明確規定：供方應先于需方履行其供貨義務。因此，供方履行合同不符合約定在先，就無權利要求需方履行付款義務，違約責任應當由供方單獨承擔。

我們認為，第一種意見恰恰反映了我國《合同法》出臺前，在司法實踐中曾存在的問題：當雙務合同中一方當事人先行違約的情況下，已滿履行期限的后履行一方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往往中止履行合同，此時，由于當時無“后履行抗辯權”制度，法院通常引用《民法通則》第113條的規定，即“當事人雙方都違反合同的，應當分別承擔各自應負的民事責任”，認定為雙方違約，要求雙方共同承擔違約責任。這種判決對于后履行一方是極為不公平的。

因為，負先履行合同義務一方是否履行合同以及是否正確、全面地履行合同決定了后履行一方根據合同所期待的利益能否完全實現，先履行一方先期違約，使后履行一方所期望的利益不能實現。此時，若不給予其一定的保護措施，促使先履行一方履行合同，反而要求后履行一方也承擔違約責任，勢必會產生利益上的傾斜，不利于約束先履行一方的違約行為，最終影響交易安全。正是考慮到這一點，立法者在制定《合同法》時，規定了“后履行抗辯權”，使得長期在雙務合同中存在的“雙方違約”與“單方違約”混淆局面得到了控制。

第二種意見正確運用了后履行抗辯權制度。所謂后履行抗辯權，是指在有履約順序的雙務合同中，后履行一方當事人在先履行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不符合約定時，有權拒絕先履行一方當事人的履約要求。行使后履行抗辯權的前提是：

(1)合同的雙方當事人應互負債務，即該合同應為雙務合同，如買賣合同、租賃合同。其特征是同—合同雙方當事人正負對待給付義務，履行行為具有關聯性。

(2)當事人互負的債務有先后順序。一般來說，雙務合同當事人是無履約順序要求的，但根據法律或當事人自行約定，可以對雙方的履約順序作出規定。雙務合同中的履約順序是“同時履行抗辯權”與“后履行抗辯權”區分適用的前提。在無履約順序要求的雙務合同中，任何一方當事人都可以在另一方當事人履約行為不符合要求時，以“同時履約抗辯權”拒絕其提出的履約要求。這一抗辯權是雙方當事人都享有的。而對于“后履行抗辯權”，僅為后履行一方當事人所享有。

(3)先履行抗辯權的行使須是先履行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合同或履行不符合約定。“不履行”是指先履行一方當事人喪失了履行合同的能力或當事人拒絕履行。“履行不符合約定”即指遲延履行、部分履行、瑕疵履行等情形。

應當注意，后履行抗辯權在行使時要受到一定的限制，這主要表現在：一方面，后履行一方所拒絕的履行義務應當與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義務保持一定的對價性。即后履行一方只能拒絕先履行一方相應的履約請求，抗辯權的行使超出適當范圍的，后履約一方應承擔違約責任。另一方面，在先履行一方按約履行后，后履行一方不得再延遲履行，否則構成違約。

后履行抗辯權實質上是對應當先履行合同一方當事人違約的抗辯，它保護了后履行一方當事人的后履行利益，后履行利益主要包括“順序利益”和“履行前提利益”。“順序利益”即是后履行—方期待在由履約順序而產生的時間差中獲取的利益。本案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供方同樣享有順序利益，即由合同生效到需方支付價款這段時間之內利用時間差去準備資源。

倘若需方拒不支付定金和貨款，要求供方供貨，便損害了供方的順序利益，供方同樣有拒絕履行供貨義務的權利。“履行前提利益”是指一方的履行是另一方履行的前提條件。

在大陸法系的傳統民法理論中，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的抗辯權主要包括兩種：同時履行抗辯權和不安抗辯權。對于后履行抗辯權，長期以來是不安抗辯權的一部分內容。

后履行抗辯制度清楚地說明了一方先期違約與另一方中止履行合同的因果關系，為減少司法實踐中存在的“雙方違約”誤區提供了法律依據。并且，該制度在先履行一方享有“不安抗辯權”的同時，賦予后履行一方以“后履行抗辯權”，體現了權利上的均衡，保證了交易的順利進行，有利于合同雙方最終利益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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