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污罪共犯辯護詞怎么寫

貪污罪共犯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某某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李*妻子的委托，指派我擔任李*的辯護人，現結合庭審調查，提出以下辯護意見：

一、本案發生的動議和根本原因是**林業站的領導層對工作業績的急于求成。

從被告湯**、葉**等的筆錄反映，2006年，上級人民政府要求道太鄉新增生態公益林面積達到30000畝，且有時間要求，客觀上要求林業工作站加快速度，完成年度下達的任務。庭審調查中葉**證實林業站職工的工資和獎金是和生態公益林擴增任務完成相掛鉤的。葉**、湯**、張**、林*、付*根、周*新以及李*、練**等筆錄反映，擴大生態公益林面積是林業站統一部署，事前是經過領導層研究的，除為了完成任務外，也對生態公益林的補償款的分配也有安排。如同湯**供述：“我就和張**商量過，打算到供村片承包一些山場納入生態林，等補償款下來后參與分成”。“并說等生態林補償款撥下來后分一股給**坑村長付*根，另外我、張**、林*每人一股”。“所以我就安排讓葉**去完成這次局里下達的生態林任務……，之后我就安排張**和林*協助葉**到王-莊完成規劃生態林任務”。以及事后曾經商量統一口徑說是李*、練**主動聯系我們的等。與葉**關于：“站長湯**就讓我、付站長張**和林*負責落實林業局下達的新增生態公益林的任務，作為組長，湯**問過我，能不能承包到一些比較好的山林，這樣可以申報為生態公益林，這樣能從中獲得生態林補助款”相互印證。上述事實足見林業站先有擴增生態公益林面積的任務，后有獲得補償款的動議，辯護人認為：農村干部有配合支持政府或部門的工作的義務，政府及其部門為了完成上級安排的工作任務也離不開村干部的支持，一般情況下政府或部門領導怎么說，村干部就怎么做。本案涉及新增生態公益林面積的工作，如果沒有李*、練**、付*根等村干部的協助與支持，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落實。起訴書既然認可了上述事實的時候，就應該認可被告李*本無什么犯罪動機和故意的事實。確認不是李*為了侵吞、竊取、騙取公共財物而與去勾結林業站的工作人員，而是林業站工作人員為了實現工作業績安排李*等去落實生態公益林面積，并且以獲得部分生態公益林補償款為報酬條件，李*執行的是林業站領導的意志，行為是配合工作，是被動參與的。如果說責任，首先應該是林業站集體的責任，其次是站領導的責任，在法律關系上應該體現出來，不能把責任都壓在一個農民身上。

二、已被規劃的生態公益林得到了政府的確認，管山合同及其補償款項的分配具有民事合同糾紛的性質。

本案發生很大程度上的原因是**林業站時任領導急于追求工作業績，不注重程序問題。比如明知2006年與很多農戶沒有簽訂合同，但還是采取先上報后補手續，虛報顯然是業績的需要。同時為了完成任務，對被告李*等安排擴展生態公益林事務的時候，對與農戶簽訂合同沒有作嚴格的要求，并且提供了合同范本，同意了“國家補助經費歸乙方所有”、“林業政策補助經費歸乙方”的模糊表述。但所有涉案山場因此規劃為生態公益林得到了省市林業主管部門的批準，即便是楊*勇所經手的10來份虛假合同，涉及山林也完全得到政府的認可，至今沒作調整。案發前的面積為12707畝，生態公益林規劃和面積沒有因為本案存在的問題被否定，是合法的、有效的。

這里除公訴機關37份合同外，被告妻子陳**還提供給辯護人22份承包或管山合同，其中8份為山主為多人合同，13份為農戶為一人的合同，1份為村委會合同。表明有合同的山場應該占多數。這里對法庭當庭否定辯護人提供的承包或管山合同表示異議，因為公訴人提出14號、18號合同周*敏、楊*勇兩份合同公訴方已經提供為與事實不符，因為名字相同的兩份合同簽訂日期和山場名字并不一樣；另除四分承包人沒有來得及簽字的合同以外，對其他合同公訴機關并沒有提出否定，只是說是否有關聯性其說了不算而已，那么只要公訴人沒有否定的證據，辯方的主張就能成立，還有2009年9月30日**林業站向市林業局紀檢組、生態辦提交的報告，公訴機關也沒有異議，該報告陳述已經訂合同的面積是7502畝、已經說好托管山林面積是3501畝，2007年調整后的生態林面積是11035畝，是能與辯護人提供的合同相互印證的，即本案涉及有合同的生態林面積是絕大多數，非少數，法庭憑什么全盤否定辯方提供的合同呢辯護人還是希望法庭重新審查和認定為是。

實際從葉**2010年1月15日筆錄第11頁關于“后來把沒有簽訂合同的部分農戶的山林畝數去掉了，所以2007年上報公益林畝數是10000多畝”的供述看，2007年后沒有合同生態公益林已經剔除，案發前的公益林應該都有合同，亦與辯護人的上述意見相印證。

在合同約定上，除。“協議書、封山協議書、管山合同”基本都有“管山費用由甲方(被告方)承擔和爭取林業政策補助經費為甲方所有”的約定。案件中雖然存在被告等沒有很明確表述為“生態公益林補償金”，但林業政策補助費概念內涵涵蓋了“生態公益林補償金”。且封山后不能砍伐山主是清楚的，不會有什么收入，山林管護是沒有資金來源，不管山主事后什么意見，但能得到的補助費作為管護費用歸被告等作為管山費用的意思表示是明確的，有關山主是同意的，屬于平等自愿、協商一致為基礎的民事合同行為。本案中多數山場均屬此種情況。那么，辯護人要說的是：不管申報手續是否完備，到2008年王-莊片有12707畝山林已經被規劃為生態公益林是不爭的事實，依據《浙江省重點生態公益林管理辦法》第七、八條的規定，該事實不因本案幾個被告被追究刑事責任而改變。對同一個行為和事實不能一頭是合法有效，另一頭又是欺騙，并且被告相對于林業主管部門來說，對于新增生態公益林面積是公開，不存在欺騙的問題，當涉及“生態公益林補償金”從政府財政轉入個人賬戶后，性質就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該款項已經不屬于國有，而是私人所有，只存在農戶與被告利益如何分成的事情，農戶認為不合理的可依據該合同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變更合同或返還部分補償金的問題。簡單以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利用，伙同貪污，以貪污共同犯罪認定是牽強的。

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沒有確認合同生態公益林面積、虛報面積是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三、按220609元追究李*的刑事責任不能體現罪責自負、罪刑相適應的原則，也欠公平和公正。理由如下：

1、從葉**、練**、湯**、黃**等的筆錄反映和起訴書認定，規劃生態公益林以及“搞點創收”是林業站集體的意見。而涉及與被告李*等的利益分成，所得補償款林業站得大頭，即三分之二，八個人算，被告李*和練**只得小頭，三分之一。并且兩次分配中都是按此份額分配的，葉**拿走的是林業站八個人的份額，如第一筆補償金43140元，葉**代林業站領取的是28700元，李*、練**得14376.6元；后三筆45456元、82288元、5992元，合計133736元，葉**經手領取85000元，也是三分之二。起訴書對該事實以“補償款雙方按照2:1的比例分成”確認。并且林業站方面為了避免出問題，統一安排由黃**出面與練*明和G村片簽訂“合伙協議”、“管山合同”，以及根據湯*波的安排由黃**來回取走和送回10500元、17800元補償款等的事實證實了被告李*、練**可以得到或可能得到的錢款只有三分之一。從犯罪主觀故意的角度說，李*、練**僅僅有獲得三分之一的利益分成的故意，作為李*個人則只有獲得三分之一一半的主觀故意。

以上李*、練**兩次按三分之一的分成應該是58958.66元，兩人均分后各得29479.33元，扣減李*戶承包合法經營承包的責任山231畝兩年的補償款計人民幣3234元，李*能得到或可能得到的款項是26245.33元。從練**2010年3月10日筆錄反映，其與李*在2008年5月算賬，雙方對半分攤實為28477元。辯護人還充分注意到：管山是要付出勞動和其他成本支出的，被告李*等的三分之一是毛的，會有成本支出。比如事后支付劉*娥2256元、楊*勇3056元、處理大蘇村生態林矛盾2000元、處理與云和生態林矛盾3000元，以及支付交通事故方*霞賠償款10000元等，可見林業站三分之二的分成是純的，李*和練**實際所得要小于三分之一。假定被告李*的行為構成犯罪，但他肯定不是本案的主犯，也不是起主要主用者，按照220609元追究不僅有違事實，也喪失了公平和公正。

再次，被告的筆錄反映：因農戶有反映，被告僅對2006和2007年的補償款進行了分割，2008年以后的生態公益林補償金136675元款項，因林業局開始調查該事情，各被告均已經不敢造次，不敢繼續瓜分，該筆錢只是按照慣例繼續打到練美明的賬戶，但被告李*即沒有落進自己的口袋，也因林業局的調查非實際能占有或有效掌控，不具有支配權，如果被告的行為定性為貪污，屬于犯罪未遂，涉及金額只能按未遂處理。

2、公訴機關委托龍**林業局實施了鑒定，對該鑒定的效力問題，辯護人完全同意王*律師的意見，因龍**林業局系行政機構，不具有鑒定資質，鑒定報告屬于無效證據。辯護人先假定鑒定內容真實可靠李*名下的生態公益林面積有613畝、練**名下的生態公益林有2499畝，合計3112畝，按2006年每畝6元標準計算有18672元，2007年每畝8元計算為24896元，2008年每畝11元計算有34232元，合計為77800元。

另外付周*其補償款20000元、王*平(際頭村委會)9000元、劉*培6000元、劉*娥2256元、楊*勇3056元，合計40312元，處理大蘇村生態林矛盾2000元、處理與云和生態林矛盾3000元，以及支付交通事故方*霞10000元等，合計15000元，上述共計55312元。總付出77800元+55312元=133112元，應該在總額中扣減。那么，318909元-55312元=263597元，扣減林業站實際領取的兩筆款項112800元，余額為150797元，再減李*、練**承包的生態公益林有3112畝77800元，余額為72997元，即便不管其他因素，李*、練**各半承擔也只有36498.5元，該款項還應該減李*戶自己合法經營承包的責任山231畝計人民幣5775元，李*能得到或可能得到的款項也只有30723.5元。

四、本案以兩種標準定罪量刑不當。

辯護人充分注意到，龍**反貪污賄賂局的起訴意見書對前三被告各自的涉案金額有具體的數額。但起訴書沒有以查清的事情作為依據，在一個案件中適用了兩種標準，前三被告按照*莊片生態補償金總額追究，供村片涉案18萬元，僅對存折中未處理的40000余元追究刑事責任。

但湯**2010年7約10日15:40分筆錄第4頁—5頁有：李*、練**愿意與我們合作，到時候可以分取一些生態林補助款，之后我就安排張**和林*協助葉**到*莊完成規劃生態林任務。我們站里5個人每人3500元(或者3600元)另外10000多元給生態辦***了，我當時就把這3500元錢收下了等的供述，結合葉**關于涉案生態公益林補償金問題林業站集體都是知情的，尤其領導層是有共同意向的，是有利益關聯的供述。且林業站占三分之二屬于大頭，并且實際已經按此操作分配，事實是清楚和明確的，不應該讓兩個為了配合林業站快速完成新增態公益林面積工作的農民為林業站職工的不法行為承擔責任，辯護人認為：本案應該按一個標準認定，即被告李*對主觀故意和已經查清的事實承擔責任。事實既然存在黃**與練**簽訂有合伙協議，有明確的利益分成，起訴書也在查明的事實中認可2:1分成，卻在一個案件中，按照不同標準追究刑事責任，顯然沒有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刑事訴訟基本原則。

五、從龍**反貪污賄賂局證明看，本案因李*等主動到案交代問題使得案件及時偵破，具有自首情節，并且自首認罪態度好，愿意承擔法律責任，依據《刑法》第67條的規定，對李-清可以從輕減輕處或免除處罰。

六、案發后，被告李*超額退賠所得款項(因為已經支付給周**等40000余元補償款，公訴機關應減而未減)。最大限度消除了社會影響，使得相關農戶獲得實在的利益，也能得到農戶的理解，也應成為減輕處罰李*的事實依據。

七、被告李*在本案中僅是協助政府部門工作，依照林業站的工作要求落實新增生態公益林面積而導致犯罪的從犯，按照《刑法》第27條規定，應當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

八、被告李*沒有前科，且是殘疾人，辯護人為其請求從輕處罰。

九、對證據的一點看法，辯護人提供給法庭的管山合同、**林業站的報告時能相互印證本案生態公益林合同面積有10000余畝的基本事實，是本案的重要證據，彌補了公訴機關證據的不足，多數合同公訴人不否定、其他異議部分與事實不符的情況下，法庭全盤否定是不當的，不利于事實的查清，辯護人還請法庭重新審查和確認。對林業站報告和李*自己承包的231畝生態林面積公訴人沒有異議，法庭應當確認。

再是公訴人當庭提供的黃**與練**合伙協議，辯護人充分注意到，除卻三分之二、三分之一的分成約定外，其他權利義務是很明確的，能體現林業站的基本意思，應該作為各自主觀故意的主要證據。

綜上所述，辯護人可以明確自己的觀點：認可公訴機關的指控，李*的行為涉嫌貪污共同犯罪，但是以鑒定報告涉及有805畝為非生態公益林屬實為前提。本案也只有這塊涉及“虛假”、“騙取”的問題，金額為20125元，除以3為6708.33元。顯然，被告李*的犯罪情節顯著輕微，數額不大，且非案件的策劃者、始作俑者，案件的發生夜不以李*的意志為轉移。懇請法庭結合不論是犯罪的動機、主觀故意、具體的作用、所得利益等李*都不是起主要作用的，僅是個配角，被動參與的事實。結合上述法定情節和酌定情節，免于刑事處罰或在三年以下量刑并給予緩刑。

以上意見敬請采納。

辯護人：毛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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