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關于適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針對犯罪嫌疑人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劃出界限。貪污賄賂、電信詐騙等五類犯罪案件嫌疑人就算逃匿，也可啟動沒收違法所得程序。

五類案件適用沒收程序

《規定》針對違法所得沒收程序適用罪名范圍做了明確解釋，確定了貪污賄賂、恐怖活動犯罪等五類犯罪案件：以占有型、挪用型貪污等犯罪為主，具體包括貪污、挪用公款、巨額財產來源不明、隱瞞境外存款、私分國有資產、私分罰沒財物等犯罪;賄賂類犯罪，具體包括受賄、單位受賄、利用影響力受賄、行賄、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對單位行賄、介紹賄賂、單位行賄等犯罪;恐怖活動犯罪，具體包括組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幫助恐怖活動，準備實施恐怖活動，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利用極端主義破壞法律實施，強制穿戴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服飾、標志，非法持有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物品犯罪案件;洗錢罪及其上游犯罪，具體包括危害國家安全、走私、洗錢、金融詐騙、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毒品犯罪案件;以及兩類新型特殊詐騙犯罪，即電信詐騙、網絡詐騙案件。

《規定》還明確了“違法所得”的認定標準。司法實踐中，對違法所得的認定，特別是轉變、轉化后的財產以及添附個人生產經營后形成的收益能否認定為違法所得，普遍存在疑問。為解決相關爭議，《規定》參考《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相關條款，明確了“違法所得”認定的三種情形：通過實施犯罪直接或者間接產生、獲得的任何財產，應當認定為“違法所得”;違法所得已經部分或者全部轉變、轉化為其他財產的，轉變、轉化后的財產應當視為“違法所得”;來自違法所得轉變、轉化后的財產收益，或者來自與違法所得相混合財產中違法所得相應部分的收益，應當視為“違法所得”。

逃往境外屬重大案件

《規定》從案件影響程度和逃匿情形兩個角度明確了違法所得沒收程序適用的“重大犯罪案件”中“重大”的認定標準。即：在省、自治區、直轄市或者全國范圍內具有較大影響，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境外的，應當認定為違法所得沒收程序適用的“重大犯罪案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境外，不少國家都按照“不采納逃犯證言”規則，不允許其委托訴訟代理人申請參加訴訟。《規定》從境外追逃追贓工作實際出發，明確由審理法院根據案件情況，綜合違法所得或者其他涉案財產所在地國家主管機關依照其本國法提出的意見，決定是否準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訴訟代理人參加訴訟。

原地隱匿也屬逃匿

《規定》還從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對“逃匿”進行了界定。客觀方面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潛逃、隱匿”，主觀方面則為“逃避偵查和刑事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離開居住地、工作地，逃避偵查和刑事追究的，屬于最典型的“逃匿”情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離開居住地、工作地，在原地隱匿起來逃避偵查和刑事追究的，亦屬于“逃匿”情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為逃避偵查和刑事追究逃匿境外，因各種原因不愿回國受審的，亦應視為“逃匿”情形。考慮到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脫逃”的性質與“逃匿”類似，故《規定》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脫逃”情形認定為“逃匿”。

《規定》還明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滿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經有關機關證明該公民不可能生存的，對其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依照“逃匿”情形處理。如果行為人通過實施犯罪獲得大量財產，發生上述兩種情形后，對其不法財產放任不管顯然不當。根據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經利害關系人申請，人民法院可以宣告死亡”。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親屬是其利害關系人，由他們向人民法院提出宣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申請不大現實。另外，對公民的宣告死亡既涉及非法財產的處置，又涉及合法財產的處置，還涉及人身關系的確權，即使利害關系人提出宣告死亡的申請，也不宜將人民法院宣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作為沒收違法所得申請的前置條件。經綜合考慮，《規定》將上述兩種情形作為“逃匿”的特殊情形予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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