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聽證的轟動效應要遠大于它的實際效果。聽證是一個典型的司法化了的現代行政程序,聽證的引入本應從根本上改變我國行政處罰程序的“行政”面貌,但是這種情況并沒有發生。聽證由于其“門檻”很高[11],一直在行政處罰的一般程序中充當配角。行政處罰關系的主流仍然是行政性的以命令服從為特征的雙方關系。
所以說,《行政處罰法》在行政程序上的第一次“革命”,主要是要解決處罰程序的透明度問題,如何以司法化的程序代替傳統的行政程序,在當時不是立法者主要關心的問題,否則,《行政處罰法》就不會把聽證程序的門檻定得那么高了。然而,實現處罰程序的司法化是行政處罰程序進一步發展的必然方向,這是行政處罰行為的性質和特點決定的。未來行政處罰程序如果不能在這個方面取得新的進展和突破,它就差不多在原地踏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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