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死亡遺有住房，由其子李三居住，后因城市房屋拆遷，李三與開發商未達成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房管局按法定程序作出補償李三25萬元予以貨幣安置的行政裁決，起訴期限屆滿李三既未搬遷，也未就該行政裁決提起訴訟，房管局遂申請非訴執行，法院經審查依法作出準予強制執行的裁定。執行中，李某與前妻的婚生子李二從外地回來得知作為李某遺產的房屋拆遷補償款已被李三獨自取得，在向李三主張權利未果后，李二就房管局作出的行政裁決提起行政訴訟。

[爭議焦點]

李二作為李某法定繼承人，對本案被拆遷房屋享有合法繼承利益，是房管局行政裁決的利害關系人，對該行政裁決享有起訴人資格，自不待言。本案的關鍵問題是，在李二所訴之行政裁決的合法性已為法院準予強制執行裁定所確認的情況下，法院應否受理李二的起訴，或者說，對已為非訴執行中生效的準予或不準予強制執行裁定所羈束的具體行政行為，利害關系人可否另行提起行政訴訟？

[分析意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第44條1款（十）項規定，“訴訟標的為生效判決的效力所羈束的，應當裁定不予受理；已經受理的，裁定駁回起訴”。這是司法解釋從人民法院立案角度受理就利害關系人對已為生效判決的效力所羈束的具體行政行為能否再行提起行政訴訟所作的明確規定，但該解釋對已為非訴執行中生效的準予或不準予強制執行裁定所羈束的具體行政行為，利害關系人可否另行提起行政訴訟則未明確規定，以致審判實踐中產生了不同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根據法學上“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理，就行政審判而言，人民法院對行政機關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只能進行一次司法審查，這也是《解釋》第44條1款（十）項規定的精神實質。非訴執行中的裁定與行政判決一樣也要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司法審查，如果對生效的準予或不準予強制執行裁定所指向的具體行政行為可另行提起訴訟，則與訴訟法的“一事不再理”原則相悖，故參照《解釋》第44條1款（十）項的規定，對李二的起訴應不予受理。第二種意見認為，判決和裁定是法院處理案件中不同問題所適用的兩種不同的法律手段和形式，二者不能等量齊觀，《解釋》第44條1款（十）項規定只明確規定了所訴的標的應當為“生效判決”羈束，并沒有包括“生效裁定”在內。換言之，生效的準予或不準予強制執行裁定，不符合《解釋》第44條1款（十）項的適用條件，而且李二不是非訴執行中的當事人，李二的訴權尚未行使，故其起訴不應受“一事不再理”原則的限制，對李二的起訴可以受理。

筆者對上述兩種意見都不敢茍同：第一種意見將“一事不再理”原則等同于生效裁定的既判力，第二意見雖強調了“一事不再理”原則的適用條件但忽視了生效裁定的既判力。筆者認為，對非訴執行中準予執行的生效裁定所指向的具體行政行為，利害關系人不能另行提起行政訴訟；但對非訴執行中不準予執行的生效裁定所指向的具體行政行為，行政機關未自動撤銷的，利害關系人可另行提起行政訴訟。理由如下：

1、“一事不再理”原則適用于同一當事人基于同一事實和理由主張同一訴訟請求的場合，是指一案的裁判一經生效，不管其結果如何，當事人的訴權即歸于消滅，同一當事人以同一事實和理由、同一請求再行起訴的，法院不再受理，強調的是除依法啟動的審判監督程序外，當事人不能反復行使訴權。而既判力則是指生效裁判在實質上的確定力，即生效裁判所具有的基準性和不可爭性效果，它不僅對當事人有拘束力，同時約束法院的行為，強調的是除再審程序外，禁止裁判機構就同一糾紛作出前后矛盾的裁判。因此，“一事不再理”側重于對當事人訴權的限制，既判力則側重于維護生效裁判的權威。就前述案例而言，李二不是非訴執行裁定程序中的當事人，其起訴權不受曾經被訴這一事實的影響，故不符合“一事不再理”原則的適用條件。但這并意味著法院應當受理李二針對房管局行政裁決的合法性所提起的訴訟。因為，盡管非訴執行中人民法院對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的審查標準沒有行政訴訟的嚴格，但該準予執行的裁定仍然是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和條件對房管局行政裁決的合法性在程序和實體上予以司法審查后所作的肯定性評價。換言之，房管局行政裁決的合法性一經人民法院以準予強制執行的生效裁定所確認，這與生效判決一樣對李二和人民法院均產生了既判力，故李二不能提出與生效裁定的既裁事項相異的主張，法院也不能再受理李二針對房管局行政裁決的合法性所提起的訴訟，以避免對同一事項作出與生效裁定相矛盾的行政判決。當然，法院不受理李二的起訴，并不是要對李二的合法權利漠然置之，在現行法律制度框架內，法院應將李二的起訴材料視作申訴材料，立即中止該裁定的執行，并啟動審判監督程序，以主要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為由撤銷原準予強制執行的裁定，并裁定不準予執行房管局的行政裁決，李二的合法權利依然獲得司法救濟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