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表示，征稅可以提高“大*非”的減持成本，間接地縮小“大*非”所持股票與流通股在含金量上的差別。暴利稅的稅率原則上宜高不宜低，以讓“大*非”感到減持不如分享紅利劃算為宜。

“大*非”減持沖擊波

“大*非”減持在今年形成一股沖擊波。截至今年8月底，“大*非”累計解禁數量為1083.77億股，占總量的23.37%;累計減持了263.37億股，占解禁股份的24.30%。“小非”成為減持主力，累計減持43.90%：“大非”減持數量相對有限，累計減持11.92%。

今年最后幾個月，首發原股東限售股的解禁規模達到840億元，而且以中小股東為主，持股成本很低，減持沖動強烈。明年股改限售股解禁市值為17287億元，首發限售股解禁市值為20988億元;2010年，股改限售股解禁市值降至4080億元，而首發限售股解禁市值卻高達36369億元，是前者的9倍!

專家的擔憂還在于，2006年實施“新老劃斷”前，股改所產生的“大*非”解禁股總數為4356億股，解禁市值為4.43萬億元。“新老劃斷”后，A股市場共有263只新股上市，但并未全流通，而是繼續制造著更多的“大*非”。

據初步統計，在這263只全流通新股中，中國石-油上市首日流通量占全部A股的比重僅為1.85%，中國銀行、工商銀行上市首日流通率也僅有1.94%和2.73%。263只新股上市首日流通率平均值約占20%，首發限售股總數高達7963.27億股，解禁市值高達6.35萬億元。與A股市場5.5萬億元左右的流通市值相比，現在僅首發限售股的解禁市值就相當于再造一個多A股市場。截至9月3日，263只新股上市首日流通率已提升至32%以上，相當于又有60%左右新增“大*非”隱性上市。

目前各種限售股的總數為1.4萬億股，隨著IPO的繼續進行，今后還可能帶來源源不斷的新增限售股。這么龐大的籌碼足可以壓垮任何對后市看多者的信心，市場的定價權完全掌控在“大*非”手中，缺少對手的制約，必然會引發A股已有估值體系的紊亂。“現在A股市場最大的風險就是頭重腳輕。很多大藍籌公司上市時的流通股比例只有2%至3%，如此創造出來的市值是不可能持續的，解決大藍籌的流通比例過低問題十分迫切。”經濟學家華-生說。

持股成本差距巨大

“大*非”既有風險投資形成的部分，也有利益輸送的部分。著名股評人士葉-檀分析認為，“大*非”所獲得的溢價遠遠超過國際風險投資的平均利潤。目前，許多上市公司不僅國有控股部分股權獲得價低得出奇，即便是風險投資與職工股部分，同樣不合理。

以寧波銀行為例，在上市幾乎成定局的情況下，向內部人輸送低價股份。寧波銀行內部職工股的溢價高到批量制造百萬富翁，使寧波銀行的二級市場估值體系徹底失效。

寧波銀行的情況，只是中國股市的一個縮影。“大*非”所持的股份一般只有1～2元的成本，而二級市場流通股的發行價格則是10倍以上的市盈率。盡管原始股份對企業發展有很大作用，但不同股份的成本差距如此之大還是讓人咋舌。

雖然因股權分置產生的“大*非”是中國獨有的現象，但是西方國家普遍對大股東變現行為實施嚴格的管理。在美國，上市公司大股東要在二級市場變現，不僅有每年最高變現比例的限制，而且要提前披露信息。相比之下，我國規定新上市公司大股東上市一年之后便可以100%變現，這種過度寬松的政策將為我國證券市場未來發展留下巨大隱患。

暴利稅之辯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琨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以“大*非”為主體的凈賣出力量遠遠大于以基金為主體的買入力量，這是股指持續調整的重要原因。在市場化運行的股市上，任何參與主體都需要承擔風險，但“大*非”所持股權不僅成本低廉，而且獲得了上市公司多年的分紅，可以說其成本早已收回。顯然，這種由制度因素形成的只有純收益而無風險的股權并不具有市場化特征，與二級市場投資者購買的風險股權在投資性質上是全然不同的。

在李-琨看來，“大*非”所持股權是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源配置的結果，沒有經過市場交易環節。這種情況與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通過競爭獲得原始股溢價權有著本質的不同，理論上并不具有在二級市場上進一步獲得股票溢價所得的權利。因此，應該重新界定“大*非”所持股份的性質，與二級市場投資者所持股份區分開，對“大*非”征收暴利稅。

不過，證監會負責人明確反對對“大*非”開征暴利稅。證監會認為，“大*非”持股時間長，也承擔了企業能否上市、能否盈利的風險，而且國有大股東和其他類別的大股東都向流通股股東支付了對價。對于已經解決了的股權分置問題，重新征稅，這等于顛覆股改成果。

部分上市公司股東也認為，“大*非”是以10送3股的平均代價換來3年后全流通的權利，這是具有法律依據的契約。一樁資產的價格與取得它的所謂“初始成本”完全無關，而只取決于該資產的當時市場價值。股市上“初始成本”最低的不是“大*非”，很多炒作資金的“初始成本”或者平均建倉成本為零，甚至是負數。如果因為“大*非”成本低就征收暴利稅，那么對這些炒家又該如何處置呢?

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李*光教授就此指出，股改契約不是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形式而是以政府的規范性文件達成的，存在一些漏洞。從法律上說，修補這些漏洞的措施沒有什么對和錯，主要是一個利益平衡的問題。證券市場的法律很多，包括法律、法規、規范性文件已經有400多部，關鍵是這些法律在實踐中如何進一步保護投資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