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是法院審判的重要組成部分，法院作為獨有的審判權行使機關，對量刑規定了許許多多的細則，以備法官自由裁量之需要，在具體量刑的評議，決定過程中，又被視為法院工作“秘密”而缺少透明度，給人以“暗箱”操作之感覺，所以在判決書出來后往往出人意料，且不說法院規定的許許多多的量刑細則過于繁瑣，有些甚至不準確，單就是這些量刑細節的規定多源于法院一家規定，檢察院未參與制定，不甚了解，再者從刑法法條規定法定從輕情節，法官都有很大的選擇余地，如刑法對未遂犯的處罰規定，“可以比較既遂犯從輕或減輕處罰”，法院多采用減輕處罰，并且“可以”往往改變成實際中的“應當”，于是出人意料的判決往往是偏輕判決，這里反映出法官量刑權利的絕對性，于是檢察機關根據憲法所賦予法律監督的職責，對法官的判決進行監督，監督多為抗訴，這是正常途徑，但實際效果如何呢?對刑事案件判決結果能提出抗訴的少之甚少，在很少的刑事案件抗訴中能得到法院認可的就更少了，且又多牽出法官受賄、枉法裁判之涉罪行為，使法院處于尷尬境地，而量刑建議的提出，是檢察機關為法院作出的一種善意量刑指引，但在實際操作中難度較大，量刑量粗了，毫無意義，定罪的法條上多已有規定，如三年以下，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如此量刑建議則是重復法條，量細了又有干涉法官量刑權之嫌，且法院一家制定的許許多多量刑的酌定從輕情節或者座談會紀要等涉及量刑的最新精神，檢察機關不能及時了解，在此種種情況下，檢察機關提出的量刑建議又有多少準確性和合理性。

同時我們知道檢、法兩院之間相互制約的關系是基于各自擁有的權利對對方權利加以限制，而不是插手對方權利，代位行使對方權利，檢察機關對法院的審判活動、審判結果的監督，屬于事后監督，是發生了之后的監督，是對法院行使了審判權后的監督，如果是事中或事前“監督”在法官還未行使或正在行使自己職責中就“監督”，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監督，是代位“提醒”，是“越俎代庖”，這種監督即事前提出量刑建議，給法官量刑規定一個范圍，這就觸及到法官獨立的量刑權，所以法官在審案過程中對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有抵觸性，這就表現在檢察機關不管是口頭還是書面提出量刑建議在法官制作的判決書均無反映和表述，即使采納了量刑建議也不作表述。同時試想一下，如果法官放棄獨立的量刑權完全采納檢察機關量刑建議，那么，檢察機關還會有“畸輕畸重的抗訴”以及類似的法律監督嗎?判決書是法官智慧、創法的結晶，體現法律的精神，人民法院的判決書不反映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就是對檢察機關量刑建議在法律上的不承認，但在實際操作中這種不承認并不排除法官在審理個案時借用量刑建議的靈活性，法官對待量刑建議的態度是可有可無，需要時用之，不需要時棄之一旁，法官在庭審筆錄中反映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在實際量刑時多在量刑建議以下量刑或者是“不謀而合”，在實踐中，法官多以“我們的量刑比檢察機關的量刑要輕”的回答來應付被告人對判刑刑期的不服，所以檢察機關對法院的量刑建議是實質而名不歸。

量刑結果是法官審判權的最終體現，也是體現對人的自由的懲罰程度的最大標志，在這集中體現司法權尤其是法院獨家的審判權這一領域里，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要有所作為，有所被承認，實為兩難境地，要走出這種境地，律霸網筆者認為有兩種做法，第一種做法是只有將量刑建議寫入檢察機關的起訴書中，否則不會對法官產生多少約束力。法官只會對寫入起訴書的內容認真對待;故量刑建議僅僅作為一種“建議”，作為一種未寫入起訴書的建議，其地位和作用是可想而知了，但這要寫入起訴書在實際操作中難度也較大，涉及量刑的因素多且處變化中，又觸及法官的審判權及自由裁量權，大陸法系國家德國的這種做法效果也不顯著;第二種做法就是法官對最終量刑結果在判決書上作出全面、合理地解釋，檢察機關依照憲法所賦予的法律監督權對法官的量刑結果進行法律監督，這也是檢察機關的通途，律霸網筆者認為第二種做法更符合檢察機關的憲法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