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們認為，認定行為人采取的避險行為是否超出必要限度，必須要將當時的情勢緊急之狀態與法益權衡結合起來考慮。

(1)法益權衡是避險行為得以發生的主觀要素之一。上文說過，避險行為是否發生要看在迫不得已的情勢下，受侵害人權衡他要保護的法益與避險行為所損害的法益孰大孰小，這樣不可避免的就會帶有一定程度的主觀色彩，但是主觀意識和意志要受到現實條件和公眾心理預期是否認可的限制。如果某人被歹徒追殺而無路可逃，他可以針對任何客體進行避險，因為此時受到威脅的法益是人的生命;但是如果說某人為使其攜帶的1000元現金免遭搶劫而侵害第三人的相差不多的財產，超過一些也是可以認可的，因為搶劫不可避免地要侵害人身權利，但是如果他采取的避險行為致使第三人傷殘乃至死亡，雖然搶劫也會侵害人身，但是搶劫的目的只是財產，因此這是任何一個正常人都能夠很快判斷出來的過當行為，即使當時的情勢十分危急，他所權衡的結果也應當是不能明顯(顯而易見地)超出社會一般人所能夠得出的評價結果，即使這1000元對他來說十分重要，他也只能選擇前一個方式放棄后一個方式或者尋求事后救濟。因此我們認為對避險行為是否過當的認定必須以普通人的法益權衡能力為基礎。

(2)在結果認定中對情勢危急之狀態的重要性之堅持。緊急避險的目的是保護法益，避開不法侵害。這是在過當認定中必須要認識到的。所謂的必要限度，就是避險行為足以避險，但是不得使損害后果明顯擴大。在實踐中，避險行為人因處于驚慌失措的心理狀態，對情勢危急程度往往失于夸大，反應過激，采取的避險措施也往往會使損害后果有一些擴大，但是這種后果以他的看法是必要的。例如前文提到的某甲被追殺，誤入一死胡同案中，如果某甲是個正常人，他采取的措施極可能是翻墻而入，但是他有可能認為入內也不一定是安全的，他還得繼續采取有效措施。在這時候就有兩種可能:一是歹徒也跟著翻墻而入繼續追殺他，此時某甲的繼續措施就是有效的，二是該歹徒放棄追殺，那么此時某甲的繼續措施是否有效呢?我們認為歹徒是否入內，并非在某甲能夠預料之內，因此他的繼續措施是有效的，畢竟緊急避險是一種放任行為，過于限制有違本意。總的說來，避險行為所保護的法益略微小于所損害的法益，但如果所采取的避險措施在必要限度之內，該避險行為不為避險過當。即使避險行為保護的法益遠大于該行為所侵害的法益，但如果采取的措施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那么也應該認定該行為為避險過當。因為避險行為作為放任行為，具有很大的危險性，所以在避險行為是否過當的認定中，，必須在法益權衡的前提下，結合情勢考慮，就是要把避險行為限定在必要限度內。

二法益權衡應該依據什么標準呢?

怎樣考慮不同性質的法益——如生命和公共利益[10]?毫無疑問，刑法作為社會規范的底線避險要堅持人身權利高于一切的原則。因為人身權利是一切權利的基礎和載體，沒有人身權利，一切權利就無從談起。但是有人認為，為了保護一個人的生命安全，而毀壞一個現代化的工廠是不應該的，也是不正義的。這里隱含著一個問題，就是人有差別的，如果這個人是個巨富比如說比-爾?蓋茨，或者說這個人是一位政要呢?有鑒于人身權利的不可再生，在遭到損害后不可能再恢復的情況，為切實保護人身權利，我們認為有必要重申這個原則。

在緊急避險中，對法益大小的權衡和比較認定要適當地考慮社會心理預期和當事人各方的主觀要素，但是所有這一切都要被限制在該原則之內。現在我們來回答前面的問題，不同種類的法益之間比較避險要遵循人身權利(這里所指的人身權利不包括人格權)高于財產權利的原則，從全部法律秩序的精神予以合理判斷(團藤*光)。[11]德國刑法第五十二條和五十四條，匈牙利刑法第七十七條第八十條認為，必須是為保護人身權才得以實施避險行為;希臘刑法也做了類似規定。西班牙刑法第八條和丹麥刑法第四十條認為，避險行為針對的必須是財產權利而不能為人身權利。從各國立法我們看出我國對人權的保護而有待于改進。結合現實情況我們認為，在實踐上我們應該遵循的原則是:避險行為所保護的法益可以是人身權利也可以是財產權利，但是為保護人身權利可以針對一切權利進行避險，為保護財產權利只能針對財產權利，針對人身的避險行為只能是能夠回復的輕微人身傷害行為，而不能造成重傷害乃至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