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侵害非法利益的“脅迫”與脅從犯的刑罰不適應

律師解答：

首先，從法律規定的表面考察。我國刑法總則條文為脅從犯設定了非常輕緩的量刑規則，即對于被脅迫參加犯罪的，應當按照他的犯罪情節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一方面，刑法對脅從犯采用了“必減”原則，明確規定對于脅從犯“應當”而不是“可以”從寬處罰。另一方面，在具體的刑罰裁量幅度上，又規定對其實行減輕或免除處罰。故簡單比較便不難看出，較之對主犯、從犯、教唆犯等其他共同犯罪人，以及其他犯罪形態中出現的，如未成年犯、犯罪預備、未遂、中止等情況的處理，刑法對脅從犯的刑罰設置與為避險過當這樣具有一定正當性的犯罪情形的設置基本相同，足以體現出立法者明顯的寬大傾向。

而究其原因，我認為，依刑法客觀主義的主張，這種對脅從犯的顯著輕緩處罰，蓋源于其獨特的本質，即脅從犯所內含的法益沖突與權衡。詳言之，盡管脅從犯的犯罪行為使國家或他人的法益受到危害，但其主觀上卻是迫于他人脅迫，出于自保生命、健康、財產等合法利益的目的;同時客觀上這些利益也確實值得法律所保護。故兩利相權，刑法正是基于這種法益的權衡，而將本應給予行為人的嚴厲處罰進行了修正。但是，任何人不得因自身的不法行為獲得利益(Commodumexexinjuriasuanemohaberedebet.)。由于非法利益根本不應當受到法律的維護，因此，如果把侵害行為人非法利益為內容的“脅迫”也歸入脅從犯中脅迫要件的范圍，則必然會導致非法利益成為刑法保護客體的局面，從而徹底抹煞脅從犯設立及其刑罰特別設置的正當意義與價值。

其次，根據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如此輕緩的刑罰必然要求以相應程度的犯罪、刑事責任作為前提，即需要與犯罪行為對法益的侵害，及其應受刑罰懲罰的必要性相適應。否則，便失去了脅從犯設立與適用的合理基礎，進而違反了罪責刑相適應的刑法基本原則。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受到以侵害自身非法利益為內容威脅而實施犯罪的行為人，不僅在主觀上因此種“脅迫”的強制力微弱而存在很大的意志自由，實施犯罪的主觀惡性和可非難性較大。而且，客觀上受此種“脅迫”而實施的犯罪，無論是對法益的侵害還是行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相比真正的脅從犯，也沒有任何減輕的表現。因此對這種行為人適用脅從犯的量刑原則，必然會造成對犯罪分子的輕縱，不利于刑法法益保護機能的實現。

同時，法治應當是良法之治，當代罪刑法定主義中的“法”應當是良法、正義的法，而不包含惡法、非正義的法。如果承認受到這種“脅迫”而犯罪的行為人可以構成脅從犯，并獲得減輕或者免除刑罰的處理。那么在各共同犯罪人之間，必然會出現刑罰分配的不均衡與不公正。與此相對，犯罪嫌疑人也可能以犯罪前受到他人的此種“脅迫”為辯護理由，獲得從輕處罰。而這些都是一般國民的法感情和正義觀念所無法接受的，也必然會造成對刑事法治正義性的動搖。

相關法律知識：

我國刑法對主犯、從犯和脅從犯，是采用按作用為主的標準進行分類。因此，確定脅從犯，我認為還是應該主要著眼于行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這里所指的作用，也就是行為人實施犯罪給法益所造成的現實損害或危險狀態。所以，如何衡量存在脅迫因素時犯罪行為使法益受到的危害程度，便成為確定行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進而判定脅從犯的關鍵。這里，我認為學者的以下見解值得參考：被脅迫的程度……與其行為的法益侵害程度成反比例。被脅迫程度輕，說明他參加犯罪的自覺程度大一些;相反地，其行為的法益侵害程度也要嚴重一些。

據此，具體到因非法利益受侵害“脅迫”而犯罪的行為人，如前所述，其精神上受強制的程度微乎其微，遠比合法利益受侵害威脅而實施犯罪的真正脅從犯具有更大的意志自由。因此從其行為對法益的危害程度來看，并不會因其受到此種“脅迫”而必然出現任何減輕的表現，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也不會因之而有所減弱。故將這種情況的行為人認作脅從犯處罰，有悖我國刑法對犯罪人分類的基本標準。對此，可能有人會認為：實踐中受此種“脅迫”而犯罪的行為人，在主觀上確屬“情有可原”。而無視這種現實，僅以犯罪的法益侵害程度為標準，一概將行為人排除于構成脅從犯的可能之外，似有客觀歸罪之嫌。但是刑法學是規范學而不是事實學，什么樣的因素是構成要件，只能根據刑法的規定來確定，而不能根據已經發生的事實來確定，也不能根據所謂“人之常情”來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