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對量刑建議的討論中，不少觀點認為，量刑建議沒有存在的必要性。

因為實踐中檢察機關提出量刑建議的都是一些事實清楚、情節簡單的案件，并且有些案件的量刑不言自明，如販毒超過一定數量將被判處死刑，檢察機關再提死刑的量刑建議實屬畫蛇添足。的確在個別案件中，檢察機關沒有必要提出具體的量刑建議，但這并不代表在所有案件中量刑建議都沒有意義。這種以偏概全而否定量刑建議必要性的說法顯然不合適。量刑建議權的雙重屬性也為檢察機關在具體案件中不提出量刑建議提供了理論依據。量刑建議權的“權力性質”表明，公權力的行使重在維護公共利益，因此不能輕言放棄;量刑建議權的“權利性質”表明，它可以行使也可以放棄，而非必須行使。權力與權利的雙重性質既解決了國家公權力的不可放棄性，又解決了檢察機關放棄行使量刑建議權的依據問題。

第二，公訴人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議。

由此引起被告人和辯護人的答辯，可以幫助法官全面了解案情和量刑的合理界限，提高量刑程序的透明度和量刑的可預測性.首先，檢察機關提出量刑建議正好給辯護方開拓了量刑方面的空間，辯護方可以有針對性地開展量刑辯護，糾正控方量刑建議的不合理之處，增強了控辯雙方的對抗性;其次，通過控辯雙方的量刑辯論，可以使法官更加全面的掌握量刑情節，將控訴方的量刑主張與辯護方的量刑答辯進行比較與評價，從而作出法院自己的判決，并在判決書中闡述理由。因此，量刑建議制度是整個量刑程序處于“陽光下”，使之受到外界的監督，從而維護了量刑公正。

第三，量刑建議制度可以有效地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

由于我國刑法規定的是相對確定的法定刑，法官在量刑時存在著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導致在相同性質或相似危害行為的案件中，法官的量刑有高有低，時輕時重。量刑偏差過大要求有一系列的制度來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以保證量刑公正的實現。正如日本學者所言“檢察官的求刑在量刑實踐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檢察官在職務權限上比起法官來有更多分析比較其他案件的機會。因而，檢察官的求刑在某種程度上有助于帶來量刑的劃一性.前文提到量刑建議權對法院判決具有影響力，量刑建議援引具體的刑罰規定，提出某種具體的刑罰或相對狹窄的量刑幅度，法院必須對是否采納檢察機關的建議做出說明，這實際上對于法院的自由裁量權形成了很好的限制。

第四，量刑建議制度的社會效果。

通過公開透明的量刑程序，可以使被告人明白與同類案件相比自己為何被判處這樣的刑罰，并認識到自己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從而受到教育，認真改造。這同時也意味著不服法院判決的現象將減少，上訴率和抗訴率的下降以及刑罰執行效果的好轉，監獄改造罪犯的難度也會降低，這一切將提高司法效率與效益。另一方面，通過量刑建議所做出的法院判決對社會公眾可以起到很好的宣傳教育作用。很多公眾不理解為什么同樣是偷東西，有的判三年，有的判八年，因為這種不理解很多時候會導致公眾對司法機關的不信任。通過在公開審判中檢察機關提出量刑建議這一程序，可以有效地教育社會公眾，使之明白不同的情況要適用不同的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