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刑法的研究者往往將注意力集中于社會、犯罪行為及犯罪人方面,很少注意與犯罪密切相關的另一主體——被害人。自20世紀40年代德國犯罪學家漢斯·馮·亨梯格開始,一些學者致力于研究被害人這一與犯罪密切相關的主體在犯罪中的作用。他們發現在有明確的被害人的犯罪活動中,被害與加害不是一種簡單的單向作用,往往表現出一種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互動關系,某些情況下,被害人對犯罪的產生甚至具有過錯。此后,西方學者對被害人過錯的刑法意義進行了有益探索,并提出被害人過錯導致被告人承擔的責任減輕、被害人過錯導致犯罪人的應受譴責性降低等觀點。此類觀點在西方一些國家的司法活動中得以體現。如前聯邦德國刑事判決判定的“被害者存在共同責任的場合,雖然不能取消行為人的責任,但能夠使其明顯減輕”。
我國刑法研究者的視角長期以來停留在犯罪學、犯罪行為及社會方面,對刑事責任、刑罰學領域的涉足始于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于被害人的問題,研究者的方向更多地傾向于被害人訴訟權利的保護,對于被害人在犯罪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對被告人的刑事責任的影響,關注極少。只是近幾年來,陸續有學者對西方被害人過錯的刑法意義進行介紹,對我國被害人過錯的責任進行反思,但均未全面深入地探討被害人過錯的刑法意義。
我國現行刑法中沒有關于被害人過錯的文字表述,但一般認為刑法中關于正當防衛、防衛過當、特殊防衛的內容規定是被害人過錯影響犯罪人的刑事責任、影響罪與非罪及刑罰輕重的最直接、最極端的適例。司法實踐中,除被害人過錯的極端表現如被告人對不法侵害人實施的正當防衛行為以及防衛過當行為,法律有明確規定,不負刑事責任或應當從輕、減輕處罰的,以及“99長沙會議紀要”中提到的針對農村犯罪案件或者農民犯罪案件中,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引發的故意殺人案件涉及到死刑裁量時,被害人有嚴重過錯的,對被告人適用死刑時應特別慎重,留有余地,一般不宜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在一些非民間糾紛引發的案件,或者非農村犯罪案件或者農民犯罪案件,沒有其他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而被害一方確有明顯過錯時,根據實際情況,對被告人進行死刑裁量時,對“99長沙會議紀要”精神也予以貫徹適用;以及在一些非死刑裁量案件中,結合其他酌定情節,對被害人有明顯過錯的也作為酌定從輕處罰的依據??偟膩碇v,被害人過錯作為酌定量刑情節之一,已被司法部門普遍接受并被廣泛運用于量刑環節以及確定刑罰執行方式的考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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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趙保明律師 男,北京市盈科(廣州)律師事務所專職律師,2014年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獲刑法學碩士學位,研究生學歷。趙律師熟悉刑法、訴訟法、民法、合同法等領域的法律法規,專業知識扎實,思維敏捷,辦案風格嚴謹,始終堅持“以合法方式讓當事人獲得最大利益,為建設法治社會而不懈努力”的辦案理念。 參與辦理的部分刑事案件包括:王某陽涉嫌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案、陳某元涉嫌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職務侵占罪、強迫交易罪和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案、林某波涉嫌詐騙罪、盜竊罪案,林某威涉嫌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案(取保候審),尹某沖涉嫌非法拘禁罪案(取保候審),陳某華涉嫌詐騙罪案(取保候審),張某金涉嫌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案(緩刑),陳某涉嫌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減輕處罰),宋某波涉嫌詐騙罪案,李某飛涉嫌行賄罪、受賄罪案、歐某沖涉嫌職務侵占罪案(取保候審),李某瑾涉嫌行賄、受賄罪案,湯某坤涉嫌受賄罪、濫用職權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案以及麥某畔涉嫌故意傷害罪案等刑事案件。 參與處理的部分民事案件包括:廣州市某醫院訴某公司合作合同糾紛案,余某兒合同糾紛再審案,陳某雄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陳某鳳房屋買賣合同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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