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12年6月，小王(化名)因足月臨產在被告衛生院分娩。經院方完善各項術前檢查后，決定對小王行剖腹產術分娩。院方安排未取得麻醉醫師職業資格證書的醫師對小王行硬膜外麻醉術，在麻醉過程中先一次性注射2%利多卡因10ml，在10分鐘內又注射0.75%布比卡因10ml，兩次注藥間隔時間較短，致使小王出現麻醉中毒不幸死亡。在小王剖宮產出現麻醉藥中毒時，被告未及時將腹中的胎兒取出，導致胎兒死于腹中。事故發生后，小王的近親屬即本案原告與被告在當地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基層政府和治安管理機關的主持下就小王(含胎兒)的死亡達成賠償協議，約定由被告向原告賠償25萬元，原告保留向法院起訴的權利。后來原告委托了鑒定機構對小王的尸體進行解剖，進行了法醫毒物檢驗，結論為小王符合硬膜外麻醉術中發生利多卡因毒性反應導致死亡。在被告賠償25萬元后，死者近親屬認為被告應承擔全部賠償責任，故訴至法院，提出判令被告賠償原告362728萬元的訴訟請求。

在本案審理過程中，原告認為調解協議25萬元應包括對小王和胎兒兩條生命的死亡賠償，其中12.5萬元應是對胎兒死亡的賠償。被告則辯稱，這25萬元包括了原告的各類損失，含胎兒死于腹中的精神撫慰金，故不應再作賠償。

【分歧】

本案爭議的焦點之一：調解協議中25萬元是否包含對胎兒死亡的賠償?主要有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九條“公民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的規定，胎兒不享有健康權、人格權等民事權利，故近親屬不能就胎兒的死亡主張賠償;

第二種意見認為，民事法律行為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因調解協議中明確約定25萬元的賠償系小王(含胎兒)的死亡，且調解協議合法有效，故應當認定該25萬元應包括了小王和胎兒死亡的賠償。因調解協議中未對小王及胎兒各賠償的數額作出約定，結合侵權人的過錯程度，侵權行為所造成的后果等因素，應酌定被告已賠付的25萬元中，一半即12.5萬元是基于胎兒的死亡而支付的賠償金。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第一，在文明發展的今天，國家對人權的關注日益加重，對人身權的保護也越來越完善。然而，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中，基本上都是針對一般的自然人的，而對于尚處于母體中孕育的胎兒卻是有所忽略。殊不知，胎兒作為一個生命體，也需要法律的嚴密保護，我們不能因其存在形式的特殊而差別對待。我國有學者指出，胎兒本是憲法意義上的生命體，理應享有各項憲法權利。但因為胎兒存在形式的特殊性——與母體的不可分離性，導致法律在許多方面將胎兒本身與母體這兩個獨立給同一化了。也因為這種存在形式的特殊性胎兒又極易受到外來侵害，但其自身又沒有自我防護能力，所以相對于自然人來說，更需要法律進行特殊保護。所以，建立胎兒死亡賠償金制度追究侵權人侵犯胎兒生命權的民事賠償責任意義重大。

第二，我國目前的法律并未對胎兒的死亡賠償問題作出明確規定，僅《繼承法》適當保留了胎兒的繼承權。于是，在當前的司法實踐中，大多人認為胎兒未出生就不算自然人，不能享有民事權利，也不能承擔民事義務，故不存在胎兒死亡賠償的問題。根據目前法律規定，死亡賠償金是指死者因他人致害死亡后由加害人給其近親屬所造成的物質性收入損失的一種補償。死亡賠償金有一個前提，就是公民死亡，而公民死亡的一個前提就是公民出生。胎兒未出生，其死亡，又何死亡賠償金?

胎兒是否擁有生命權，在法學界爭論已久。傳統民法學理論將生命權定性為自然人對其生命利益享有絕對支配的權利。我國大部分學者認為生命權就是以自然人的性命維持和安全利益為內容的人格權，這實際上就是我國《民法通則》第98條中表述的生命健康權。但在世界其他國家，仍有不少學派認為胎兒是擁有生命權利的人。例如，羅馬天主教倫理學家認為人的生命始于受孕之際，傳統基督教教義主張人的生命是從受精卵開始。

雖然我國民法理論認為自然人的權利能力始于出生，胎兒不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不享有生命權，但是筆者認為胎兒應為孕育生命的初始形態，是生命的根基，法律應當對胎兒進行更為全面的保護。我國《繼承法》規定了胎兒繼承的應留份，在某種程度了也承認了胎兒的生命權。

第三，民事法律行為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本案的關鍵在于雙方當事人簽訂的調解協議是否合法有效?若機械地認為胎兒沒有生命權，則不應獲得賠償，是否違反了當事人的約定?本案中，雙方當事人在當地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基層政府和治安管理機關的主持下達成的調解協議，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五十五條的規定，雙方意思表示真實，不違反法律或社會公共利益，應認定為合法有效。同時，該協議的賠償事由載明：“小王(含胎兒)的死亡”，可見雙方當事人同時就小王和胎兒的死亡達成了賠償協議，25萬元的賠償款中應包括對胎兒死亡在內的賠償。因調解協議中未對小王及胎兒各賠償的數額作出約定，結合侵權人的過錯程度，侵權行為所造成的后果等因素，應酌定被告已賠付的25萬元中，一半即12.5萬元是基于胎兒的死亡而支付的賠償金。因此，在計算原告應獲賠償款時，只應在總賠償費用中扣減12.萬元，而不是扣減25萬元。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其一，各級審判機關的審判人員應轉變觀念，樹立保護胎兒的法律意識，不能機械地認為胎兒不享有民事權利能力故近親屬不能就胎兒的死亡獲得賠償，而是更應當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其二，胎兒作為特殊的生命體，國家盡快出臺法律、司法解釋等，加強對胎兒的法律保護，盡快建立胎兒死亡賠償金制度，這一方面能夠體現國家對人的最高人格利益的生命權的高度尊重和特殊保護，另一方面是對死亡胎兒近親屬物質損失的賠償和精神慰撫，同時又是對加害人侵害行為的懲罰，使得侵權人在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同時付出更多的經濟代價，讓其深刻體會到侵犯胎兒生命權的慘重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