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身份權日漸演變、隱消的現代民法中，唯有親權仍保留著一定的傳統地位和現實社會價值，并在大陸法系的各國民法典中有較完整的表現。與此相反，在曾經是親權法文化傳統特別厚重、親屬或家庭身份倫理獨具特色的中國現行民法體系中，卻一直沒有構建出系統和完備的親權法律制度。這不僅是立法上的一大缺失，也是民法、婚姻家庭法研究中的一大遺憾。為此，筆者初作探討，以求學界同仁的共鳴。

一

現代親權法律制度是以平等為基礎的新型身份權，它不僅與古代法律中具有嚴格支配關系的家父權截然不同，而且也與中世紀的具有人身依附關系并仍具有較強支配性的親權有鮮明的差別。現代親權稱為父母對未成年子女在人身和財產方面的管教、保護的權利與義務。[1]其法律特征主要有四：其一，親權屬于人身權中的身份權，是由若干派生身份權構成的權利集合體。其二，親權既為權利又為義務，一方面，親權是父母享有的權利，未成年子女須服從父母的教養與保護；另一方面，親權的行使又是父母的法定義務，父母須對未成年子女的養育和照顧盡全責，由此決定親權不得拋棄、轉讓或非法剝奪。其三，親權具有時間性。即親權只能在子女未成年階段行使。其四，親權具有專屬性。即親權為父母專有并以教育、保護未成年子女為特定目的。這里的父母包括生父母、養父母及形成撫養關系的繼父母。

親權是一種支配權。這種支配并非專制的人身支配，而是以教育、保護未成年子女為目的，對未成年子女利益進行支配。因此，親權并非無限制。父母行使親權僅限于監護子女必要之范圍且須符合子女之利益。親權的行使，應當堅持強調由父母共同行使原則。共同親權人之間權利、義務平等，同時親權人與親權相對人，即父母與子女間人格地位平等。只有在人格、地位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正確行使親權，其法律精神才能體現。

親權法律制度的功能與價值可概括為三個方面：其一，人身權益的保護功能。未成年子女在成長過程中，生活需要照料，疾病需要防治，人身安全需要保護。父母為未成年子女當然的撫養、教育者，只有父母才能使未成年子女的人身權益受到保護。因而，保護未成年子女合法權益是設立親權法律制度的主旨。其二，財產權益的維護功能。由于未成年子女不能獨立為法律行為，親權法律制度賦予親權人行使未成年子女財產上管理、使用、收益及一定范圍內的處分權，對財產享有保存與保管的權利與義務，有支配利用財物和獲取孳息的權利，可將財物用于子女的生活，還可以用于父母的一般家用，承擔必要的家庭開支，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轉讓處分子女的財產或清償債務等。這是親權與監護的根本區別所在。其三，有獨特的社會價值。家庭是社會的細胞，負有撫養、教育未成年子女的社會職責，不僅負責人口的再生產，而且還擔負著下一代的精神、文化的再生產。家庭作為人生社會化進程中的最初教育單位，在整個教育體系中占突出的重要地位，是社會教育不可缺少的部分。并且家庭成員之間的血緣、親情和經濟聯系，使家庭教育具有不同于一般社會教育的特點。充分發揮家庭的教育職能，對于為社會培養和造就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此外，親權法律制度還可以指導親權人正確行使權利，承擔起對社會的責任。

二

我國曾經歷了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形成了中華法系獨特的法律制度與法律思想，其親權的內容以人身支配、人身依附為特征，以男性尊長權利為本位。它成為我國親權制度的淵源。新中國建立后，我們力圖建立新型的人與人之間的身份關系，立法中雖有親權的實質性法律條文，但卻散見于法典、法規之中，如民法通則、婚姻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未形成完整的法律制度，給執法人員適用法律造成困難。由于立法上沒有形成完整的法律機制，就難于將這種法律制度中積極的、有意義的內容滲透于人們的法律意識之中，大多數人仍沿襲幾千年流傳下來的傳統習慣，不能明確親權法律內容中的權利與義務，更難以正確行使權利。這種立法現狀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和文化背景。其一，立法理論的局限性。由于傳統的社會主義民法理論不承認私法概念，而親權制度的基礎構建于私法理論之上，因此，我國民法理論和民事立法都沒有接受這種制度。其二，長期受“左”的思想束縛，認為親權是資產階級立法的概念，故立法上有意回避之。其三，新中國民法草案曾單獨規定親權，后由于“宜粗不宜細”的立法方式，將民法的親權與監護兩制度強行合并，損及立法的科學性。與親權兼有權利、義務雙重屬性相比，監護則是一種純粹的義務或職責，因而，立法上不宜將兩者合并。其四，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婚姻法獨立于民法之外，與民法并列，故民法不規定親權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