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２００３年１月４日上午，府谷縣公安局政委高某給該縣電信局副局長申某打電話，稱有人要炸陜京輸氣管道。為了調查恐怖活動和當地吸毒犯罪情況，公安局需對幾部電話進行監聽。申某說可以，但要有證明。不久，高某指派王某送去了一張蓋有縣公安局巡警大隊公章的介紹信，介紹信上的監聽理由是“調查１１０報警電話來電情況”。申某看后當即同意對王某指定的電話進行監聽。監聽３天后，王某通知電信局取消監聽，并以“存檔”為由要回了介紹信。事后，申某得知被監聽的電話分別是該縣人大常委會主任趙某、公安局長霍某以及前人大常委會主任甄某的辦公和住宅電話，于是當即將此事告知了霍某。不久，涉案人員王某因涉嫌濫用職權被刑事拘留，高某被“雙規”。３月１７日，高某被免去府谷縣公安局政委、黨委副書記、黨委委員等職務。３月２０日，高某被刑事拘留。評析：高某、王某是否受到刑事追究，自有定論，筆者無意在此加以評說，但是從該事件中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則不得不引起我們的警覺、關注和深思……實體法賦予公民的隱私權，一旦遠離了程序法的有效保障能否兌現我國學者們認為，隱私權是自然人就自己個人私事、個人信息等個人生活領域內的事情不為他人知悉，禁止他人干涉的權利。我國憲法、刑法、民法等基本的實體法均就公民的隱私權作了相應的規定，如，公民的通信自由權、公民住宅不受非法侵入的權利、商業秘密不受非法侵犯的權利等。從隱私權利內容上分析，電話監聽在以下幾方面破壞了該權利的完整性。第一，干涉、監視私人活動的電話監聽，破壞了公民個人生活安寧。對于私人領域，任何人非經法定程序，不得非法侵入或窺視，否則即構成對隱私權的侵害。第二，電話監聽侵犯了公民個人生活情報的保密權。對于一切與公共利益無關的個人情報和資訊的非法刺探和調查，均構成侵害隱私權。第三，電話監聽侵犯了公民隱私支配權。一方面，偵查人員通過合法電話監聽，知悉他人隱私，本身具有合法性，但如果不經公民本人同意即擅自公布、泄露自己利用業務或職務之便獲取的個人隱私信息，則屬侵權行為。另一方面，偵查人員通過非法電話監聽的方式刺探他人個人信息，該行為本身已構成侵犯隱私權，如果再將其披露、傳播，則將嚴重侵犯公民隱私權。第四，電話監聽侵犯了公民隱私利用權。由此可見，電話監聽對公民的隱私權具有相當程度上的潛在侵犯性，脫離有效程序的制約的電話監聽必將使實體法上的公民隱私權變為空文。法律如何才能為公民營造真正屬于自己的一片私人空間如何從程序上為公民的隱私權提供有效保障成為我國當前電話監聽立法和司法亟待研究、解決的一個主要問題。借鑒國外相關的成功經驗，筆者建議如下：１．適用電話監聽的案件范圍應只限于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的案件；嚴重侵犯公民個人生命、財產權利的案件；某些新型的犯罪（如黑社會犯罪、計算機犯罪、金融詐騙等）；以及一些有組織集團犯罪（如毒品、走私犯罪等）。２．適用電話監聽至少應滿足以下兩個前提條件：第一，有證據證明存在重大犯罪嫌疑；第二，其他常規偵查手段不能滿足目前的緊急需要，不采取監聽等技術偵查手段將會導致重大線索、證據材料的喪失。３．監聽應由法定機關決定、批準。緊急情況下，沒有法定機關的批準或認可，偵查機關可以暫時采取監聽，但必須在法定日期以內辦理報批手續，獲準后才能繼續監聽。否則，須中止暫時性監聽，且已采取的監聽行為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