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資詐騙二審辯護詞該怎么寫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廣東**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人何XX及其親屬的委托，指派我擔任上訴人何XX涉嫌集資詐騙一案的二審辯護人。辯護人認為，一審法院認定被告何XX構成集資詐騙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適用法律錯誤，其涉嫌犯罪的行為應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定罪量刑。為維護上訴人的合法權益，協助法庭正確適用法律，辯護人提出如下辯護意見，請法庭采納：

一、一審法院的認定上訴人何XX虛構公司在四川省百川縣**鄉投資紅豆杉種植基地、開辦紫*醇提煉加工廠的事實屬于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也與在案證據可以證實的事實不相符合，是錯誤的認定。

根據卷宗材料和一審庭審調查證實：**公司成立于2012年4月23日，是合法注冊的公司。上訴人是2012年6月20日通過應聘進入公司做業務員，上訴人何XX加入公司動機，其是通過招聘廣告信息去廣州**農業科技有限公司應聘而后被該公司聘用為業務員，其目的是為了打工賺錢，并且上訴人2012年9月30日之后就辭職離開公司沒有再去該公司上班，此時該公司仍在營業。從時間上分析，上訴人不可能與該公司及其他人員存在合謀詐騙的預謀或者故意，也不可能存在詐騙錢財的故意和目的。目前也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實何XX在**公司工作期間參與了虛構事實和項目。并且，上訴人在進入公司時對于公司不合法規的地方也提出過疑問，也因為公司不讓其去參觀紅豆杉種植基地而與公司負責人發生過沖突，并因此受到該公司相關管理人員朱總的批評，可以證明其本身也對該項目的立項和運作及投資完全不知情。所以，無論從主觀上還是客觀事實看，被告人不可能與該公司或其他相關人員有詐騙犯罪的共謀或者預謀，一審法院的認定上訴人何XX虛構公司在四川省百川縣**鄉投資紅豆杉種植基地、開辦紫*醇提煉加工廠的事實沒有證據支持，也與在案證據可以證實的事實不相符合，是錯誤的認定。

二、一審法院認定上訴人伙同被告人曾XX、程XX、黃XX等人騙取被害人款項共計821820元，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也與客觀事實不符，是錯誤的認定。

根據何XX口供：“在公司工作三個多月，只是按約定領取了總共約7000元的勞動報酬，沒有以自己名義同客戶簽訂集資合同，更未親自收取過客戶任何款項。”此一事實在案證據完全可以證實。“至于業務方面，我們都是各做各的，只是平時互相幫忙跟客戶介紹一下公司的業務”“，也說明了公司業務員均是獨立開展業務，不存在共謀或者合伙作案。在案證據也可以證實：上訴人經手聯系的客戶也只有幾個，集資的款項也僅僅是占全部集資款項小部分。上訴人在**公司工作三個多月僅僅領取了7000元勞動報酬，應認定為合法收入。即使該收入全部是提成所得，那么按照在案證據所證明的公司業務提成標準：按業務收入的5%提成。按此提成比例計算上訴人涉及的非法吸資金額也只有140000萬元左右，與上訴人一貫的供述是基本相符合的。根據在案的卷宗材料及一審庭審調查情況可以證實：借款合同全部是以**公司的名義簽訂，集資款項也是由****公司統一收取，而且****公司有許多工作人員和業務人員，業務人員相互之間甚至并不認識，包括同案被告人曾XX的辨認筆錄也可以證明其不認識何XX，還有不少受害人陳述及證人證言也可以證實很多集資款項與上訴人無關，上訴人何XX不應對本案中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行為負責。本案集資的名義主體是廣州**農業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該公司的法人是黃*彬，何XX既不是該公司所有人也不是股東，而只是該公司的雇員之一，公司收益與何XX無關，何XX也不可能占有任何集資的款項。上訴人只是公司的普通員工，其主觀上不可能有占有集資款的想法，客觀上也根本無法實現，事實上也沒有占有集資款項。在案證據完全可以證實這一點。

三、一審法院對上訴人投案自首的事實不予認定是錯誤的。

上訴人是2012年6月-9月間在**公司做業務員，10月以后就沒離開該公司沒有再去公司上班，此時**公司仍在正常營業，之后對于該公司的情況也就不了解了。直到2014年9月21日上訴人才從家屬處知道自己因為涉嫌集資詐騙被公安局網上追逃的事情，但是在得知情況后立即主動聯系老家的派出所并于2014年9月24日回到老家，主動到鹽亭縣公安局石牛廟派出所投案自首。投案后上訴人一直如實供述自己在**公司工作的情況和涉嫌犯罪的主要事實并表示認罪，其供述一直很穩定。公安機關對于上訴人投案自首的事實也是認定的。以上事實有上訴人的口供筆錄、親筆供述和當地派出所的到案說明為證。但一審法院無視以上事實和證據，對上訴人投案自首的事實不予認定，與在案證據證實的事實是相違背的，也不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是錯誤的認定。

四、一審判決以集資詐騙罪對上訴人何XX定罪量刑屬于適用法律錯誤。

按照現行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將集資款據為已有的目的，是構成集資詐騙罪的前提要件，也是區別集資詐騙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依據。如上所述，上訴人主觀上沒有占有集資款的故意和目的，客觀上沒有占有集資款的事實和行為，不可能構成集資詐騙罪。理由如下：

1、上訴人何XX沒有占有集資款的故意和目的。

如前所述，****公司成立在前，上訴人何XX應聘進入該公司擔任業務員在后，不可能具有詐騙的預謀，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其參與了虛構項目的事實。在該公司工作期間，上訴人只是在盲目相信該公司對外宣傳的經營開發項目及承諾的基礎上，履行工作職責而并非明知公司集資是為了騙取占有集資款而加入公司的;上訴人離開該公司則是在公司負責人謝-總卷款逃跑，公司倒閉之前。可以說明上訴人參與非法集資也完全是其本意，更不可能合謀詐騙。事實上，上訴人只是公司的普通業務員，既非公司老板、股東，也不是公司高層管理人員，其只是受雇用為公司吸收存款的員工，其主觀上不可能有占有集資款的想法，客觀上也根本無法實現，事實上也沒有占有任何集資款項，在案證據完全可以證實這一點。

2、上訴人何XX不具有占有集資款的事實和行為。

作為集資詐騙的自然人，必須是對詐騙財產具有占有、使用、處置和收益的人，占有即據為已有，占有的目的是使用、處置、收益，否則占有沒有任何意義。詐騙犯罪不是行為犯而是結果犯，集資詐騙罪，只有在客觀上將他人財物據為已有，才能構成犯罪。根據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非法占有目的的行為表現為：1.攜款潛逃;2.揮霍集資款無法追還的;3.適用集資款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致使集資款無法追還的;4.具有其他欺詐行為，拒不追還集資款。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21日《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其他”是指：1.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現金的;2.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的;3.隱匿、銷毀賬目，或者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本案全部卷宗證據和一審庭審調查中，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上訴人何XX有任何占有、揮霍或轉移集資款和刑法、司法解釋有關規定的行為和事實。

3、根據法釋[2010]18號《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的規定：“集資詐騙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應當區分情形進行具體認定。行為人部分非法集資行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對該部分非法集資行為所涉集資款以集資詐騙罪定罪處罰;非法集資共同犯罪中部分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他行為人沒有非法占有集資款的共同故意和行為的，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為人以集資詐騙罪定罪處罰。”具體到本案中，上訴人何XX只是**公司的普通員工，其既沒有非法占有集資款的故意和目的，也沒有實際支配、占有非法集資款的事實和行為，更沒有占有揮霍集資款，其行為根本不符合集資詐騙罪的主觀、客觀要件，不構成集資詐騙罪。

五、關于何XX的定罪和量刑問題

首先，如前所述，上訴人何XX不構成集資詐騙罪而是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一審法院以集資詐騙罪對其定罪量刑屬于適用法律錯誤。一審法院沒有認真考量上訴人何XX霞此次涉嫌犯罪的事實經過和情節緣由、沒有考慮上訴人此次涉嫌犯罪并非是其本意而是受人欺騙和利用才涉嫌犯罪，其不具有詐騙、占有集資款的故意和行為的事實。

其次，上訴人系投案自首并取得了相關受害人的諒解，一直如實交代涉嫌犯罪的事實并積極配合公安機關查明案件事實，主動認罪，依法應當減輕處罰。一審法院不予認定上訴人自首是不符合相關法律規定的，也與在案證據可以證實的事實相違背。

再次，一審法院對于上訴人已經獲得眾多受害人諒解的事實雖然認定，但在量刑上并沒有體現;且上訴人何XX屬于自動投案，對其適用緩刑也確實不致于危害社會。

綜上所述，一審法院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適用法律錯誤，導致對上訴人量刑偏重。請求二審法院依法予以糾正。

辯護人：李**

廣東**律師事務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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