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存款就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是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擾亂金融秩序的行為。本罪侵犯的客體為國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客觀方面表現為兩種情況：

一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即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出具憑證，承諾在一定期限內還本付息的活動。

二是變相吸收公眾存款，即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不以吸收公眾存款的名義，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但承諾履行的義務與吸收公眾存款相同，即都是還本付息的活動。

“非法”一般表現為主體不合法(主體不具備吸收存款的資格)或者行為方式、內容不合法(如擅自提高利率吸收存款)。“公眾”是指不特定對象，包括不特定的個人與不特定的單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第12章規定，建立在真實意思基礎上的民間借款合同受法律保護;1991年7月2日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6條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可以在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以下的范圍內適當高于銀行的利率;1999年1月26日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確認公民與企業之間借貸行為效力問題的批復》規定，公民與非金融企業之間的借貸屬于民間借貸，只要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真實即可認定有效。在現實生活中，民間借貸是非常普遍的。不僅有公民之間相互借貸，而且有企業及其他組織集資建房、修路或者開展公益事業，以及企業改制過程中職工出資入股等情形。這些雖然也體現為吸收資金并且也有利益回報，特別是公民之間的借貸一般都約定有利息但并不違法，符合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則，不需要銀行管理機構的批準。

刑法理論通說認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與一般民事借貸糾紛的界限，即判斷一種借貸行為是否屬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關鍵是看行為人是否有面向社會不特定對象非法吸取資金的行為。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對于什么是“社會不特定對象”存在不同的認識。

有人認為，所謂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取資金，應當是指包括近親屬(民法意義)在內的所有人吸取資金的行為，但應當將直系血親的近親屬排除在外。也有人認為，應當是指行為人所熟悉的以外的人，親朋好友不應當包括在內。

筆者認為，判斷是否屬于“社會不特定對象”，應當結合行為人的吸取資金的方式來界定其內涵。即當行為人意在指向社會不特定人，而發出欲吸取資金的要約邀請(書面或口頭)，任何人只要依據這一要約邀請向行為人發出欲提供資金的要約，行為人均會與其建立資金借貸關系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提供資金的人是否與行為人相識，均可被認定為“社會不特定對象”。如果行為人沒有要約邀請行為，而是向分別向借款人單獨去協商借款，就不屬于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取資金，無論借款人與行為人是否相識。因為原來的“社會不特定對象”由于行為人的要約行為而轉變為特定對象。也就是說，只有行為人有要約邀請的行為才可能構成本罪。理由如下：

一是符合本罪的立法本意。當初本罪立法本意，一方面是為了防止銀行類金融機構之外的主體搶占銀行業務，另一方面是為了防止沒有雄厚資本金的主體開展存款業務，給社會帶來太大風險。銀行吸收存款與一般民事借貸的本質區別就在于銀行有向社會不特定人發出吸收存款的要約邀請行為。如果行為人有向社會不特定人發出吸收存款的要約邀請行為，就可能會搶占銀行業務，并且由于行為人通常沒有足夠資金保證，會造成吸收的存款無法兌現;

二是符合本罪的構成要件。本罪的客體是國家金融管理秩序，只有行為人具有向社會不特定人發出吸收存款的要約邀請行為，才可能會對國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構成威脅，從而才有科以刑罰的必要性。

筆者認為，只有在這個意義上去理解“社會不特定對象”，才能解釋清楚民間借貸與銀行吸收存款的區別，才能找到合法的民間借貸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界限。否則，就難以避免這樣一個在邏輯上難以自圓其說的機械推理的局面——對一個人或單位向十個人借款甚至向一百個人付息借款，按民間借貸處理，不算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而對其向更多的人借貸卻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處理。也正像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著名的法學家江平說所說的那樣，“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正常的民間借貸有什么區別?我向20個人借行不行?有沒有一個界限?現在看沒有。如果我向50個村民借貸是不是就變成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結合本案來看，被告人孫某因其公司資金周轉困難，以個人名義分別向不同的個人以高息籌措資金，其行為屬于一般的民事借貸行為，符合民法自治原則，應當受合同法調整。雖然孫某最終未能償還所有的借款，但其并未實施向社會不特定人發出吸收存款的要約邀請行為，從而危害到國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因此，孫某籌資的行為不屬于“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存款”，不構成非法吸收存款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