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至2013年4月2日期間，被告人王某私自將貨車底部加裝了一個空水箱后，伙同雇傭的司機郝某，先將空水箱加滿水后，駕駛加滿水箱水的空車過磅進入礦區，在礦區內無人場所，將加裝水箱內的水放完，裝滿煤泥出礦過磅后，多拉出等同于水箱內所加水的重量的煤泥，共計作案25次，所得煤泥賣了約5000元，由其本人用于日常消費。公安機關偵查實驗和鑒定，以加滿水箱水的空車稱重、以放完水箱水的滿載車過磅出礦區的方法，證實一次作案貨車加滿水和放完水的車重相差0.86噸。經查實，2012年12月，拉出煤泥兩次，價值705.2元;2013年1月至2013年4月，拉出煤泥23次，價值7318.6元。王某共拉出25車次，價格共計8023.8元。案發后，被告人王某退還給被害單位某煤礦煤泥共計13.16噸。

【分歧】

該案在審理中，形成兩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王某構成詐騙罪。王某以隱瞞真相的方式，即以加滿水箱水的空車稱重、以放完水箱水的滿載車過磅出礦區的方法，騙取煤礦方的信任，詐騙煤礦方25車煤泥共計8023.8元，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第二種意見認為，王某構成盜竊罪。王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采取加裝水箱、加滿水、放完水的手段，在煤礦方毫不知情且主觀上沒有處分0.86噸煤泥的真實意思和行為下，秘密竊取煤礦方25車價值8023.8元的煤泥，應構成盜竊罪。

【評析】

持詐騙罪的觀點認為，王某的行為符合詐騙罪客觀方面的特征。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詐騙罪的客觀方面一般表現為先后有序的四個部分：行為人實施詐騙行為;使他人陷入錯誤認識;他人基于錯誤認識自愿處分財產;行為人獲取財產或財產性利益。這四個行為具有一定的客觀邏輯順序，形成一個前后緊密相連的因果鎖鏈。本案中，王某在整個犯罪過程中，主要實施四個行為：在貨車底部私自加裝一個水箱，將水箱裝滿水，在礦內無人場所放完水箱水，用貨車將一車廂煤泥拉出礦外。前三個行為對煤礦方來說，雖具有秘密性，但其主要性質和作用還是詐騙。理由是：加裝水箱、加滿水、放完水這三個行為，對空廂貨車(以下簡稱“車皮”)來說，三個行為組合形成的主要作用和效果是，改變了“車皮”重量。交易時，王某向煤礦方故意隱瞞了“車皮”變輕的事實，對煤礦構成了欺詐，導致煤礦方認識錯誤而“自愿”交付一車廂煤泥，其行為構成詐騙罪，同時也體現了詐騙罪多是智能型、交易性犯罪的一般特征。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認為王某的行為構成盜竊罪。

盜竊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竊取公私財物的行為。在交互使用欺騙與竊取手段的案件中，行為人采取了什么手法，被害人是否具有處分其財產的真實意思和行為，多種犯罪行為交織時哪種行為是主要方法和手段，這些往往是區分詐騙罪與盜竊罪的關鍵之處。

第一，王某的行為符合“秘密性”的特征。秘密性體現在：(1)主觀認識上的秘密性，即盜竊手法，被告人在主觀上不想讓被害人知道;(2)手段上的秘密性，即盜竊手段不為被害人所知;(3)結果上的秘密性，即被害人并不知財物實際已經被被告人所控制。也就是說，行為人采取自認為不為財物所有者、保管者或經手者所發覺的方法，暗中將財務獲取的行為，并且被害人對自己的財物占有控制權利受到破壞時毫不知情。本案中，王某主觀上認為，秘密采取加裝水箱、加滿水、放完水這些手段，暗中將0.86噸煤泥拉出煤場，煤礦沒有發覺。當滿載包含0.86噸煤泥的貨車過磅出礦后，煤礦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喪失了對0.86噸煤泥的財產所有權。

第二，煤礦主觀上沒有處分0.86噸煤泥的真實意思和行為。區分盜竊與詐騙的關鍵還在于，被害人有沒有處分其財產的真實意思和行為。在盜竊犯罪中，被害人既沒有處分財產的真實意思，也沒有處分財產的行為。而詐騙犯罪最本質的特征表現為，因行為人的欺詐而使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從而“心甘情愿”地處分其財產，本案中，煤礦方主觀上沒有處分其0.86噸煤泥的真實意思。王某也沒有花言巧語騙取過磅員信任，讓其自覺交付煤泥。

第三，王某的詐騙行為僅作為盜竊的方法和手段。在盜竊行為與詐騙行為相互交織時，如何定性，還要綜合考量犯罪的方法和手段。行為人通過實施一些詐騙行為，為盜竊行為做準備、創造條件，對財物的最終取得方式還得靠竊而非騙，那么應定盜竊罪。這時的詐騙行為，僅表現為犯罪的輔助方法和手段。王某用加裝水箱、加滿水、放完水這些欺詐手段，是為竊取0.86噸煤泥創造條件，起到了準備作用。通過欺詐取得對財物的持有，不是王某的目的行為，而只是其實現占有財物目的的輔助手段行為。因此，王某非法獲取財物的最終取得方式是竊取而非詐騙。另外，王某歸案后的供述是“為了偷點煤泥”，符合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王某應構成盜竊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