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行業連接著未來與財富，聚集著無限可能，但對一線從業者來說，原本傳統行業賦予勞動者的權益，卻在加上互聯網的翅膀后，變成了“-”。這些與互聯網有關的新業態從業者，其勞動權益如何得到有效保障，成為與“互聯網+”相伴而來的關注話題。五一勞動節前夕，記者走近“互聯網+”從業者，試圖一探究竟。

“互聯網+”行業連接著未來與財富，聚集著無限可能，但對一線從業者來說，原本傳統行業賦予勞動者的權益，卻在加上互聯網的翅膀后，變成了“-”。這些與互聯網有關的新業態從業者，其勞動權益如何得到有效保障，成為與“互聯網+”相伴而來的關注話題。五一勞動節前夕，記者走近“互聯網+”從業者，試圖一探究竟。

陳某在湖北省武漢市廣埠屯從事電腦銷售。為增加收入,去年起他開始利用午餐高峰期兼職做起一家外送平臺的外賣送餐員。

“成為外賣送餐員的程序非常簡單,填寫個人姓名、手機號、上傳身份證,然后本人對著手機拍個人大頭照上傳到送餐平臺即算完成。”陳-明說,沒有相關人員面對面審核,只有一個簡短的網絡培訓,一般第二天就驗證通過了。

此后,當附近有客人下單,信息會第一時間傳送到手機軟件中,陳-明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接單”或“搶單”。據了解,即使是全職送餐員,注冊培訓的流程也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大一點的外賣服務商會給全職配送員配備統一的服裝、手機、電動自行車等。

與外賣送餐員一樣,注冊成為網絡約車司機也很簡單。在滴-滴出行軟件的“司機招募”界面,招募的司機門類很多,包括快車或專車司機、順風車車主、代駕司機、無車全職司機、試駕車主、豪車全職司機等。

記者注意到,滴-滴快車司機與順風車車主的注冊方式大同小異,相比其他類型也較為簡單:只需輸入手機號驗證,然后按照界面輸入車輛信息,包括車牌號、車型和車輛注冊信息,申請人姓名身份證號與初次領取駕照日期,再上傳身份證、駕照原件,車輛與申請人無遮擋合照,最后點完成即可,全程下來十幾分鐘,一般情況隔天就能收到短信通知驗證通過。

對于正進入旺季的上門洗車行業而言,洗車工入行只需要提供身份證復印件即可,洗車工在上崗之前會經過幾天的培訓。正因這種松散的入行審批,這兩年已發生多起洗車工偷盜客戶或公司財產的案件,案發后發現部分洗車工使用的是假身份。

記者調查發現,不論是專車上門、美甲上門、保潔上門、廚師上門等,大部分依托互聯網的從業平臺,其從業人員“入行”程序較實體公司或店面都簡單快捷不少,但這也為其“勞動者”身份打上了模糊標簽。

維權無門:互聯網從業平臺入行容易,但并不意味著入行后一帆風順,遇到麻煩想要維權,往往只能自吞苦果。

王某去年通過微信注冊成為某互聯網寵物美容公司的技師,經過簡單培訓考核后正式上崗。今年2月,王某上門為客戶家的寵物美容時,不料被狗咬傷。事后,王某致電公司,卻被告知這需要王某自行與客戶協商解決,由客戶支付相關賠償。寵物公司明確表示,未給寵物美容師上相關保險,也不會直接支付醫藥費。

今年3月25日,網約車司機張-明收到訂單,在武漢市珞雄路光谷步行街接一位乘客到南湖。接單后,張-明即刻開車去接乘客。但因路況不熟,他未能及時到達乘客所在地,在與乘客通話中遭對方辱罵,于是與乘客商量取消訂單。

不料,醉酒乘客不但不同意取消訂單,還根據訂單中的實時定位、車型和部分車牌信息,找到張-明及其車輛,手持棍子怒砸駕駛位車窗,并毆打張-明,造成其鼻梁和肋骨受傷。事發后,乘客與張-明通過公安機關等主持調解達成協議,乘客賠償醫藥費。

“這個事兒發生后,網約車平臺一聲不吭。”張-明說,事發第二天,自己所在的網約車平臺客服來電詢問訂單一直“未完成”的原因,他當即將事情經過告知對方。張-明回憶,客服只要求盡快把訂單取消,對受傷一事,只說了一句“會向上級匯報”,之后就沒有任何消息。

“客服只是簡單的一句匯報,也沒有采取措施,跟不聞不問沒什么區別,其間的事都是我們自己解決。”說起公司方的態度,張-明語含抱怨,稱即便是提供一些公開道義上的援助與呼吁,至少能“讓人好受些”。

其實,不僅是司機自己維權無門,乘客的很多投訴也是無法得到滿意答復。“約好的車最后沒來,而且失聯,投訴后要求司機道歉,最后客服稱只能賠償代金券,因為他們也聯系不上司機。”乘客馬女士認為,網約車公司對司機缺少有效管控措施,是出現問題的根源。

大多無保:除了偶發性的意外難獲企業保護,常態化的勞動或勞務合同欠缺,以及沒有社會保險更成為“互聯網+”行業的普遍性問題。

余女士是一名從業5年的美容師,如今簽約某上門美容公司。余女士原先在實體店面上班時,有勞動合同,基本工資、社會福利方面也能得到保障,但在她轉身成為上門美容師為自己插上“互聯網+”的翅膀后,所有風險都由自己承擔,上門美容公司不承擔美容師的五險一金,全部由個人自行繳納。

記者走訪調查多家企業發現,不同類型、定位的“互聯網+”公司,對勞動者管理方式各有不同,有些與勞動者簽訂“合作協議”,但絕大部分都不與一線勞動者簽訂勞動或勞務合同。

“我是全職代駕司機,在互聯網公司上班,每天工作8個小時以上。不過公司跟我沒簽任何合同,也沒有給我上任何社保。”司機李-華談到自己的待遇問題一臉無奈。李-華稱自己以前給私人老板開車,那時候老板好歹還給他上個社保,可現如今自己為一估值10億美元的互聯網公司打工,卻什么保障也沒了。

當然,也并非所有“互聯網+”行業的公司都是如此。

“我很幸運,作為一名網約車司機,公司跟我簽訂勞動合同,還給上社保和公積金。”神州專車司機吳先生告訴記者,他們公司估計是整個網約車行業唯一普遍跟司機簽勞動合同的,他自己也十分珍惜這份工作,自然會為乘客提供更優質的服務,防止被投訴辭退。

除了神州專車,行業內還有京-東、順-豐這樣的企業,大多與一線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并且繳納社保和公積金。對于這些企業員工,記者在采訪期間感到最大的不同,就是勞動者非常珍惜目前的工作,服務態度和職業操守也明顯優于其他公司。作為公司層面,對員工的保護則更多,例如前一陣發生的順-豐快遞*哥被打事件,**集團及其總裁王-衛就第一時間出面力挺快遞*哥,并安排數名高管陪同就醫及解決相關事宜。

缺法缺制:網絡平臺從業者權益的法律及政策、制度領域保障,目前基本處于空白。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韓*君指出,與傳統勞動雇傭關系相比,網約車司機、上門美容師、網絡快遞員等這類“個性化勞動者”更像是給客戶提供零售勞動或者勞動服務而獲得勞動報酬的。

“平臺與勞動者簽訂的也不是常規勞動合同,而是雙方或多方‘聯合服務協議’,并且協議多為網上簽約。”韓*君認為,這些協議雖然有效,但與勞動合同有本質不同。

根據我國勞動合同法規定,用人單位必須建立、健全勞動安全衛生制度。而目前,“互聯網+”服務領域的公司,大多僅與管理經營人員簽訂勞動合同繳納社保,卻不與全職的一線勞動者簽訂合同,此舉確實不妥。

“同樣是打人事件,順-豐老總與快遞*哥是傳統勞動合同中的雇傭關系,作為老總有責任保護員工的權益,要求打人者為打人這一行為負責。”韓*君指出,但網約車與被打司機張-明的關系,從某種意義上更像聯合提供服務,所以平臺是否有責任有待商榷,在這方面勞動合同法目前并不適用,其他法律方面暫時也是空白。

據報道,《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有望很快出臺,根據征求意見稿,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者應當與接入的駕駛員簽訂勞動合同。專家普遍認為,該辦法的出臺意味著互聯網公司與一線勞動者的關系問題有了基本定論,至少有了方向性引導。

韓*君建議,在相關立法、行業性規定尚未出臺之際,網絡運營平臺在勞動者出現意外、遇到生活困難時提供一些道義上的援助非常必要。

武漢大學法學院班*輝博士認為,對于分享經濟下從業者的勞動權益保護問題,一方面要區分全職與兼職,分析公司與勞動者之間的實質關系,將本質上具有勞動關系屬性的就業行為,以勞動或勞務合同予以確定;另一方面,立法對于難以納入勞動關系保護的就業者,亦應當提供適當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