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勞動爭議案件的律師風險代理

一、國家發改委關于律師服務收費的新規定

《關于放開部分服務價格意見的通知》規定：為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按照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促進相關服務行業發展，現就放開部分地方實行定價管理的服務價格的意見通知如下：

第一條第(四)項：律師服務(刑事案件辯護和部分民事訴訟、行政訴訟、國家賠償案件代理除外)。除律師事務所和基層法律服務機構(包括鄉鎮、街道法律服務所)提供的下列律師服務收費實行政府指導價外，其他律師服務收費實行市場調節價。1、擔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人以及刑事案件自訴人、被害人的代理人;2、擔任公民請求支付勞動報酬、工傷賠償，請求給付贍養費、撫養費、扶養費，請求發給撫恤金、救濟金，請求給予社會保險待遇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的代理人，以及擔任涉及安全事故、環境污染、征地拆遷賠償(補償)等公共利益的群體性訴訟案件代理人;3、擔任公民請求國家賠償案件的代理人。

從邏輯上說，對于實行市場調節價的律師服務，由律師與當事人自由商議，按照平等、自愿的原則，確定收費價格與方式，包括實行風險代理。

二、國家發改委、司法部2006年關于律師風險代理的規定

《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辦理涉及財產關系的民事案件時，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導價后仍要求實行風險代理的，律師事務所可以實行風險代理收費，但下列情形除外：(1)婚姻、繼承案件;(2)請求給予社會保險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3)請求給付贍養費、撫養費、扶養費、撫恤金、救濟金、工傷賠償的;(4)請求支付勞動報酬的等。第十二條規定，禁止刑事訴訟案件、行政訴訟案件、國家賠償案件以及群體性訴訟案件實行風險代理收費。

三、前后對比分析

在可以實行風險代理收費的案件范圍上，《關于放開部分服務價格意見的通知》放開了婚姻、繼承案件的收費，但對于其他類型案件，并無明顯改變。但《關于放開部分服務價格意見的通知》開篇闡明的主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向律師行業釋放逐步放開風險代理收費的信息，是值得肯定的。

四、勞動爭議案件的風險代理問題

1、現行規定的理解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第六部分第十七條規定了“勞動爭議”為包含眾多種糾紛的類型，下轄“確認勞動關系糾紛”、“經濟補償金糾紛”、“追索勞動報酬糾紛”等具體糾紛，廣泛地來講，第六部分第十七條規定的“人事爭議”也屬于人們通常所稱的“勞動爭議”。《關于放開部分服務價格意見的通知》、《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規定應當實行政府指導價的勞動爭議案件僅指“支付勞動報酬”和“工傷賠償”糾紛。其他諸如“確定勞動關系”、“經濟補償金”以及因單位辭退引起的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二倍賠償金”糾紛，都可以實行風險代理收費。

2、現實與思考

民工的困惑：

早在2013年1月1日新《民事訴訟法》實施之前，在民工老鄉之間，最受歡迎的是“公民代理人”。他們因不具備律師資格，收費不受《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的制約，大多采用“風險代理”的收費模式，每起案件預收代理費50元至1000元,作為交通費、材料費等前期支出，顯得經濟、劃算。不僅如此,打贏官司拿到現金后，雙方再按事先約定的比例提取報酬。

陳*江是廣東省中山市一家建筑公司的負責人，也是一名典型的職業公民代理人。“我是在四川宜賓注冊的法律工作者，在中山幫老鄉作公民代理已經有七八年了，多半是勞資糾紛、工傷等案件。”據廣東省佛山市中院不完全統計，公民代理人代理案件量,已占勞動爭議官司總量的35%。當事人為何不委托專業、正規的律師，卻求助于沒有經過法律專業教育的公民?

貴——“律師費貴,我們出不起,老鄉說找公民代理人,能幫我們討回公道。”對于為什么找公民代理人打官司，江西省上饒市的蔡-田、蔡-財等11名農民工這樣對記者說。

在許多職業公民代理人看來,律師代理的“高檔消費”是公民代理的催生要素。因禁止律師對某些勞動爭議案件進行風險代理，律師只能按照勞動仲裁、一審、二審分三階段收取固定的代理費。外來工經濟條件較差，有的因工傷已經一貧如洗，甚至欠債，根本給不起律師動輒幾千元的代理費用，只有待勝訴后才有能力支付。

怕——律師接案子的時候都會向當事人報價，報完價后，10個當事人有9個會問律師：“假如我這個官司輸了呢?也要付這么多律師費嗎?”律師通常會說：“按照國家規定的標準，是不管輸贏的。”這時，外來務工者心理就會嘀咕：“如果我花了那么多錢，還打不贏怎么辦?”“假如不管輸贏都這個標準，律師會不會敷衍了事”。

新的《民事訴訟法》實施以后，只有“當事人的近親屬、工作人員，當事人所在社區、單位以及有關社會團體推薦的公民”才可以成為民事訴訟代理人。如果當事人無法在勞動仲裁階段結案，將很難在訴訟階段委托“公民代理人”。最終的后果是，大量民工因無力承擔或因對案件結果的擔憂而不愿承擔律師代理費，不得不通過法律外途徑發出其合理訴求。

律師的呼吁：

既然在勞動者中間存在大量的“風險代理”需求，那么勞動爭議案件風險收費到底有沒有違法，甚至有沒有違反職業道德?有沒有傷害被定格為弱勢群體的勞動者的權益?

從民事契約行為的違法性角度考察，《合同法》規定民事行為因違法而無效的法律依據在效力級別上至少是國務院頒布的行政法規，國家發改委的部門規章以及律師協會的內部規定，不屬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的“強制性規定”。由此觀之，勞動爭議案件風險收費合法性并不應受到質疑。

從有無損害公共利益角度考察，風險收費也并不損害公共利益，勞動者希望找律師提供風險代理服務恰恰反應了他們理性需要，禁止將導致大批勞動者，尤其是收入微薄的農民工無法獲得高質量的法律服務，求助于集體上訪等非正式法律途徑，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

從律師職業道德角度考察，更找不到違反職業道德的依據。律師行為準則相對商業行為準則嚴格，但不等于律師應該無償承擔更多的社會義務。律師也是社會主義勞動者之一員，以自己的專業知識、經驗技巧為當事人爭取合法權益，協助司法工作者調解社會糾紛，按照“多勞多得”的分配原則獲取報酬，是無可厚非的。律師的任何代理方式都涉及收費問題，如果存在收費便是“趁火打劫”、“侵占本因屬于當事人的權益”，律師甚至委托代理人這一身份都不再有存在的必要。更何況，律師通過代理案件獲得生活必需的經濟收入，一定的激勵機制更有利于當事人贏得其滿意的結果。目前飽受詬病的“法律援助”的施行情況，不就是最好的反證嗎?

由上可知，律師實行風險代理服務，不僅不存在職業道德的可非難性，而且是當事人、律師、社會三贏的合理收費方式，有關部門的步子可以邁得更大一點，放開全部勞動爭議案件的風險代理收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