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嫁女”成了一個熱點

隨著珠江三角洲地區農村城市化步伐的不斷加快，第二、三產業的飛速發展，村民具有的分配宅基地、分配征地補償款和分紅等權利已經成為事關當事人重大利益的一個因素。但由于中國傳統觀念的影響、利益的驅動等原因，許多村對“外嫁女”的上述權利進行限制或者排除，從而產生了大量的“外嫁女”權益糾紛，特別是股份分紅糾紛。

這種糾紛，由于一方是村委會或者農村經濟合作社，代表著一個村的意志和村里絕大多數村民的意志，另一方是單獨的個人，因此“外嫁女”往往處于弱勢地位，要保護自己的權益往往非常困難。另外，由于目前對“外嫁女”權益的保護并無直接的法律依據，加上傳統觀念和我國司法資源不足的限制，導致其權益往往難以通過訴訟途徑得到有效保護。

本文“外嫁女”是指結婚后戶口仍然留在本地的人（包括入贅女婿）及其子女。據統計，“外嫁女”數量龐大，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個因素。現在，“外嫁女”問題成了一個熱點問題。

法院將之作為民事案件受理并依法審判是一個有效的解決途徑

“外嫁女”權益糾紛起訴到法院以后，往往被法院以不屬于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受理范圍而不予受理，即使受理的，許多也以此駁回起訴。法院的這種做法顯然顧及到現實司法資源的不足及此類案件的敏感性，但這種回避矛盾的做法導致“外嫁女”有一種被拋棄，“無處申冤”的感覺，引發了較為強烈的對立情緒。因此，這種做法對社會穩定不利，并與人民法院的職責相違背。

在法院不予受理或者駁回起訴的理由中，一般都以這種糾紛的主體間屬于不平等之間的法律關系為理由，這就是所謂的“不平等說”。該觀點認為，村民委員會不僅行使了基層政權的社會管理職能，而且作為集體經濟組織的實際經營者，它還行使生產經營職能，因此，在村民委員會與村民之間，其地位是不平等的，故不能作為民事案件來受理。而對于村民與村委會因收益分配產生的爭議，“由于爭議的財產依法屬于農村經濟組織所有、管理和使用，則不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應由有關機關協調解決”。

不可否認，村委會具有社會管理與生產經營雙重職能，但針對某一項事務其職能一般都是單一的，要么行使生產經營職能，要么行使社會管理職能。作為村民的“外嫁女”與村委會在集體經濟收益分配上體現的僅僅是生產經營職能——收益分配關系，與社會管理職能無關①。這種關系完全符合民事關系的基本特征，即主體上的私人性、內容為私權利與私義務。村委會主體上的私人性與財產的所有制無關，而由其在爭議中的角色決定。村委會在爭議中的角色是經濟組織收益分配的一方當事人，它在其中體現的是主體的私人性。因此，“不平等說”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人民法院對此類糾紛應該以民事案件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于人民法院對農村集體經濟所得收益分配糾紛是否受理問題的答復》（法研［２００１］５１號）也肯定了農村集體經濟所得收益分配糾紛應該作為民事案件受理。人民法院將此類糾紛作為民事案件受理并依法審判，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如果此類案件得到受理并公正審判，則不但可以使“外嫁女”的合法權益得到及時保護，而且此類案件的案例效應也將促使行政機關及村委會妥善處理此類糾紛，促進法律的進步。而案例效應雖然會使某一時期此類案件急速增加，增加法院的工作量，但從長期而言，由于村委會受其影響會更加妥善處理此類糾紛，因此一段時期以后，此類案件就會大大減少，因此對法院會極大增加工作量的擔心是不必要的。

法院審理外嫁女權益糾紛應遵循的原則及法律依據

目前我國法律并無有效處理“外嫁女”糾紛問題的規定，但這并不表明法院在審理“外嫁女”糾紛案件時可以無所作為。相反，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從保護“外嫁女”合法權益的角度積極處理。維護外嫁女合法權益的法律依據主要有《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土地承包法》、《婚姻法》、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出的《關于切實維護農村婦女土地承包權益的通知》、《廣東省實施

此外，審理“外嫁女”權益糾紛要遵循以下原則③：

（一）、男女平等原則。中國傳統觀念就是重男輕女，農村尤甚。“嫁出去的女，潑出去的水”被絕大多數農民、農村干部，甚至部分區、鎮基層干部視為制定外嫁女政策的基本依據。但男女平等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國家還制定《婦女權益保障法》給予專門法律保障。因此，該原則是審理 “外嫁女”權益糾紛時最基本的原則，法院審理時應該遵循這個原則。

（二）、尊重村民自治與依法監督審查原則。村民自治是我國一項帶有重大憲政改革色彩的憲法原則，它確立了我國農村基層民主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重大成果。村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形成了一套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約定俗成的規則，在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村民自治過程中，形成了具有某種意義上的法律屬性的村規民約。人民法院處理外嫁女權益糾紛案件時必須尊重村民自治，尊重村規民約。人民法院在審理中對于違法的村規民約，可以依法予以監督審查和糾正。

（三）堅持按法律基本原則和立法本意適用法律的原則。在上述審理“外嫁女”權益糾紛的法律依據中，相互之間存在眾多不協調之處。因此，人民法院必須根據不同階位法律的效力、“外嫁女”權益糾紛的實際情況、基本的法理，對相互之間存在分歧、矛盾的法律依據進行有鑒別、有針對性的適用④。

通過立法途徑是解決“外嫁女”問題的根本途徑

目前，立法滯后的狀況已經成為解決外嫁女糾紛的一大障礙，加強全國或者廣東省統一性的立法是解決“外嫁女”問題的根本途徑。統一立法的重要目的就是使“外嫁女”問題有法可依，使其解決有法律上的直接而有效的依據。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對此提出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相關條文的建議，方法是在該法第五章“財產權益”部分進行詳細規定⑤。筆者認為該建議具有可行性，建議盡快修改。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改前，建議廣東省人大可對《廣東省實施

注：①～④，參閱 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課題組《農村“外嫁女”權益糾紛若干問題研究——從法院審判的視角解讀農村外嫁女權益糾紛》，http://www.gdcourts.gov.cn/law_learning/theory_explore/t20031217_2584.htm

⑤參閱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關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