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報記者　郭恒忠

　　據《法制晚報》報道，今年“五一”剛過，北京市民余濤再次給北京市監獄管理局寄出申請信，要求與正在延慶監獄服刑的江軍結婚。據余濤說，從2003年底至今，他們申請已經有10余次了。

2004年民政部出臺的《關于貫徹執行〈婚姻登記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服刑人員進行婚姻登記應親自提出申請”，這一規定表明服刑人員有結婚的權利，但監獄局作出的答復是，“民政部門出臺的規定沒有與監獄局和司法部門做出相應的協調，目前無法執行”。

　　服刑人員有結婚的權利，但在司法實踐中，服刑人員提出申請卻遭遇“紅燈”。如何保障服刑人員結婚的權利，在司法實踐中如何操作，成為法學界關注的焦點。

　　服刑人員結婚法律上沒有禁止

　　今年76歲的中國政法大學博士生導師巫昌禎教授是我國著名婚姻法專家，她參加了我國改革開放后歷次婚姻法的修改工作。她說：“結婚是任何適齡人的一項權利，婚姻法的禁止性條款只有兩種，并沒有禁止服刑人員結婚的規定。”

　　這兩項禁止性規定是：“(一)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二)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婚姻法還規定：“結婚必須男女雙方完全自愿，不許任何一方對他方加以強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巫昌禎教授說：“由此看來，服刑人員結不結婚，只有他愿意不愿意。結婚是他的自由。”

　　孟德斯鳩曾說：“自由就是做法律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服刑犯人被判處刑罰，并沒有被剝奪他的民事權利。也就是說，服刑人員除了被依法限制人身活動范圍的自由外，仍然享有沒有被法律禁止的“自由”。在此所謂的“自由”，就是指服刑人員可以享有和獲得其他的民事權利。結婚的權利就是服刑人員的一項“自由”，任何人不該也不能剝奪。

　　從新中國婚姻制度的歷史沿革來看，法律也并不是禁止服刑人員結婚的。巫昌禎教授介紹說，1961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保外就醫犯人能否結婚的復函》中提出：“這種犯人只要是符合婚姻法所規定的結婚條件的，也和一般公民一樣，是可以登記結婚的。”1963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徒刑緩刑、假釋、監外執行等服刑人員的戀愛與結婚問題的聯合批復》雖有區別對待，但對年齡在五十五歲以上、身體殘廢、取保監外執行的服刑人員和由法院判處監外執行的服刑人員，他們的戀愛與結婚問題，可以允許。由婚姻登記機關審核即可，無須經過公安機關或人民法院的審查批準。被判處徒刑緩刑和假釋的服刑人員，在緩刑或假釋期間，他們的戀愛與結婚問題，只要合于婚姻法規定的條件，是可以允許的，不必經過公安機關或人民法院審查批準。但在1964年9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妨害婚姻家庭服刑人員在緩刑期間要求與原通奸人結婚就作了不應允許的批復，此批復的主要考慮是：“群眾對妨害婚姻家庭的犯罪一般是有氣憤的，如果允許服刑人員在緩刑期內與原通奸人結婚，勢必引起群眾更加不滿，而且還容易造成其他不良后果。同時，在服刑期間允許被告與原通奸人結婚也失掉了判處刑罰的嚴肅性，不利于對服刑人員的改造。”

　　在以前，公安部門是不允許服刑犯人結婚的。1982年，公安部頒布的《監獄勞改隊管教工作細則》規定：“犯人在關押或保外就醫、監外執行期間，不準結婚。”這也是我國歷來的法律法規中對未婚服刑人員結婚作出的禁止性規定。2003年2月19日，公安部向甘肅省公安廳下發了公監管[2003]28號文件，該文件的主要內容是：結婚是公民的一項民事權利，留所服刑人員服刑期間如申請結婚，應當允許其辦理結婚手續，但應保證監管安全。具體事宜由當地民政部門辦理。這一文件的出臺，修正了公安部1982年的規定，由反對服刑人員結婚變為同意部分服刑人員結婚。

　　當然這些所謂的“允許”也只僅限于一些特殊的情況，并不是針對于所有的服刑人員。如何保障所有的未婚、再婚服刑人員行使結婚的權利，法律沒有明確的規定。民政部2004年3月29日頒布的《關于貫徹執行〈婚姻登記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民函[2004]76號)，規定了“服刑人員婚姻登記應親自到婚姻登記機關提出申請并出具有效的身份證件”。這是婚姻法律的一大進步，但是如何操作沒有進一步作出明確規定，這為在司法實踐中出現不同意見埋下了隱患。

　　服刑人員結婚權利應受法律保護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刑法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導師韓玉勝教授，目前兼任中國監獄學會副會長，長期研究服刑人員法律問題，對服刑人員結婚問題有專門的研究。他主張，應當允許服刑人員結婚。

　　作為普通公民來說，其婚姻權利是嚴格受到法律保護的。服刑人員能否像普通公民一樣享有結婚的權利？雖然任何一部法律都沒有禁止性的規定，然而在實踐當中卻存在問題：如果服刑人員提出結婚請求，各個刑罰執行機關往往采用拖延的方式，既不說同意結婚，也不說不同意結婚。到底應當怎么對待服刑人員的結婚問題？韓玉勝教授強調：“服刑人員的結婚權利同樣受法律保護。”其理由是：

　　首先，允許服刑人員結婚是國家法制原則的體現。法律并沒有禁止服刑人員結婚，只要服刑人員符合婚姻法所規定的結婚條件，就沒有理由禁止服刑人員結婚。服刑人員結婚不僅僅是服刑人員本身依法應當享有的權利，也是國家法治原則的體現。

　　其次，允許服刑人員結婚是保障服刑人員人權的體現。服刑人員是犯了罪的公民，除了依法規定被剝奪的權利和被限制的權利以外，其他的公民權利服刑人員依然依法享有。結婚雖然在形式上只是服刑人員個體的事情，但是更體現出我們對服刑人員人權的保障原則。

　　再次，允許服刑人員結婚有利于促進服刑人員的改造。結婚對每個人都是一件人生大事，對服刑人員來說尤其如此。允許服刑人員結婚，可以穩定服刑人員的改造情緒，提高服刑人員自覺接受教育改造的積極性。

　　最后，允許服刑人員結婚有利于穩定監獄的秩序。服刑人員的終身大事解決了，就會一心一意安心服刑，爭取早日回到社會上去與家人團聚，與此同時也就必然會使監獄的秩序得以穩定。

　　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樊崇義教授主張，法律沒有禁止服刑人員結婚，只要他們提出結婚申請，刑罰執行機關和相關部門就應當允許。這才是符合以人為本的司法理念的做法。

　　在我國，司法觀念的轉變是人們十分關心的問題。近年來，執法人員的司法觀念雖有一定的改善，但如何對待犯罪人及其存在尊嚴的重視和尊重的程度仍遠遠落后于一個現代法治文明國家應達到的水平。他認為，對這些犯罪人施以人道主義的關懷，保障其各項權利，以誠感人，以情動人，在法定的職權范圍內順應司法文明時代要求的做法，并將這樣的精神和做法發揚光大，無疑將促進我國司法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司法環境的改善。

　　他說，退一步講，大可不必對服刑人員的結婚問題看得多么嚴重。因為仔細分析一下服刑人員的構成和狀況就可以知道，在全部在押犯中，具備結婚條件的只是其中的一少部分人，而在具備結婚條件的服刑人員中提出結婚請求的又只是這一少部分人中的一部分人，不會發生有的人所想象的那種很多服刑人員都提出結婚請求的情況。

　　服刑人員結婚在實際操作上有難度

　　湖南大學講師、中國人民大學訴訟法學專業博士生陳果認為，對服刑人員可不可以結婚問題的討論，不是一個道德判斷，而是一個法律性的探討，應從以下幾個層次來進行分析：

　　應當肯定服刑人員有權利結婚。現代法治社會，人的生命、自由、財產權等基本權利普遍受到現代憲政國家的憲法保障，非經法律程序，不得被任意剝奪。服刑人員其人身自由這一基本權利在一定期限內，經司法裁判被依法限制和剝奪。米歇爾·福柯也說，現在“懲罰的重心不再是作為制造的技術的酷刑，其主要目標是剝奪財富和權利”。我國刑法所規定的自由刑包括監禁、拘役或管制，是對犯罪人人身自由的一種限制或剝奪，但確切地說是對人的行為自由的限制和剝奪，而不是對與犯罪人的人身相關所有權利的限制和剝奪。即使被附加剝奪政治權利的犯罪人，其被依法剝奪的是犯罪人參加管理國家的政治活動的權利，主要包括：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權利；擔任國家機關職務的權利；擔任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領導職務的權利。所以，根據判決而被執行刑罰的犯罪人并沒有被限制或剝奪結婚的權利。再者，被執行刑罰不是被禁止結婚或婚姻無效的法定理由，也就是服刑人員的結婚權利沒有被法律所禁止或限制。因此，服刑人員有結婚的權利。

　　服刑人員履行結婚行為受到限制。權利的性質是實施某一特定行為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棄。放棄行使權利并不意味著權利本身不存在。放棄權利可能產生于權利人主觀意愿上消極對待，也可能是由于行使權利的能力上受到限制而不能。作為服刑人員，人身自由依法被剝奪，他們履行登記結婚以及履行婚姻義務或實現婚姻權利，在客觀上已無法通過自己的行為去實現，但這不能說服刑人員喪失了結婚的權利。要實現這一權利，民政部門的婚姻登記機關就要為服刑人員結婚登記提供便利，到犯人監管場所現場辦公。但從行政程序上講，這種特殊照顧并不是民政部門的義務范圍。同樣，此前已有的監管人員陪同服刑人員去登記結婚，但監管方也并無這一義務。

　　服刑人員履行了結婚登記，不等于就能自由履行婚姻權利和義務。結婚最本質的意義就是共同生活，服刑人員僅僅登記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結婚。對于服刑人員而言，法律剝奪了他的人身自由，其婚姻權利和義務也必然受到限制。雖然有的城市為體現人文關懷，為服刑人員夫妻同居開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