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檢察機關偵查訊問制度改革的反思
北京市紫光達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 倪澤仁
中國刑事偵查訊問制度的改革究竟往何處去，不僅是國內刑事訴訟法學專家、學者討論的話題，更是律師界倍加關注的立法焦點。之所以這樣是因為，20005年頻頻曝光的刑訊逼供等司法丑聞，最終促成了理論界、司法界乃至全社會對建立中國偵查訊問制度、禁絕刑訊逼供、實現司法公正的渴望。 值得稱道或者肯定的是，檢察機關率先邁出了第一步。據悉，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從3月1日起，在全國各級檢察機關中分步驟地對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以利于固定關鍵證據，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和誣告辦案干警，同時，通過再現審訊過程，可以從中研究尋找案件突破口，總結經驗教訓，通過實戰案例加強對干警的培訓。其操作方法是：同步錄音錄像實行訊問人員與錄制人員相分離，錄音、錄像一般由檢察技術人員負責，并提出四條基本原則：即全程同步原則。必須堅持同步、全程錄音錄像，不能任意選擇取舍；程序規范原則。辦案干警必須嚴格按規定程序操作，切實防止程序違法和疏漏；客觀真實原則。任何人不得對原始資料擅自進行剪輯或技術處理；嚴格保密原則。必須切實加強各個環節的保密工作，嚴防錄音錄像資料泄漏、流失。對為了掩蓋違法辦案行為而不對訊問工作全程同步錄音錄像，或者對同步錄音錄像資料進行剪輯刪改的，要作為嚴重違反辦案紀律行為，與違法辦案行為一并嚴肅處理。 作為學者和律師，筆者對檢察機關這一改革有著異樣的評價，且對此改革頗為憂慮。 偵查訊問制度作為刑事訴訟制度之一，其制度設計的最終價值取向應當是禁絕違法審訊，確保程序公正，提高辦案質量。那么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是否就可以達到這一目標呢？回答是否定的，或者說是極其有限的。 一、偵查訊問制度需要徹底的體制改革，而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僅僅是權宜之計。目前我國羈押犯罪嫌疑人的場所均為負有偵查權的公安機關管理，這種“便利”使得偵查人員可以在任何時間（晝夜訊問）和任何地點（偵查人員辦公室、押解途中、賓館等）對犯罪嫌疑人進行“二比一式”的訊問，沒有任何第三者對此監督，即使實施刑訊逼供也仍然處于偵查機關自我封閉的場所內，且場所設置絕大多數沒有避免了偵查人員與犯罪嫌疑人可能進行的肢體接觸。為此，筆者認為，偵查訊問制度必須進行管理體制的改革，其要素為：第一，羈押犯罪嫌疑人場所的管理職能必須與行使偵查權的機關相脫離，全部交由司法行政機關管理，建立第三者制約監督訊問程序的法律體系；第二，必須將在看守所的工作時間內訊問和必須在看守所設置的審訊室訊問法定化，杜絕將犯罪嫌疑人提到看守所之外隨心所欲，在法定審訊場所之外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不得作為證據使用；第三，看守所必須具有偵查人員與犯罪嫌疑人之間強制性隔離的固定設施，以避免刑訊逼供。而檢察機關實行的全程同步錄音錄像雖然對固定證據、有利公訴以及完善訊問制度邁出了可喜的一步，但畢竟不具有全局性和徹底性。 二、檢察機關實行的全程同步錄音錄像，走向了偵查訊問制度必須進行體制性改革的反面。 從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的制度設計來看，檢察機關需要將錄音錄像的設施安裝在檢察機關的辦公場所或辦公樓內，即在原來使用的內部審訊室的基礎上進行改建，重新構建一個不受第三者監督的、僅僅依靠內部制約訊問程序的封閉體系，從而脫離了現有的第三者看守所的管束和監督。即職務犯罪嫌疑人除了被提到看守所之外，到檢察機關辦公場所設置的訊問場所接受訊問外，看守所只是一個日常活動和睡覺的地方。如此改革，使得檢察機關在行使偵查權的環節上將沒有任何機關依法制約，取而代之的是依靠檢察機關偵查人員自身對訊問活動的合法性實行內部制約監督。這對于構建相互制約、程序公正的刑事訴訟制度而言，無疑產生了一種憂慮。 三、靠檢察機關內部制約來防止偵查訊問過程中的刑訊逼供是不可行的，或者說是極其有限的。 無數事實證明，司法程序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必須設置相應的、高效的法律制約機制，甚至第三者依法監督的機制，僅僅依靠偵查人員的價值理念、職業操守和紀律約束是遠遠不夠的。盡管檢察機關偵查人員在訊問的過程中有檢察技術人員錄音錄像，即審錄分離，但畢竟是“一家人”在互相配合；盡管規定了全程、同步錄音錄像，但如果出現先審后錄或者錄后剪輯行為，又有誰知道或者審查呢？雖然規定了違反此項紀律的人員要受到紀律處分，而刑法明確規定的刑訊逼供罪尚不能制止屢見不鮮的刑訊逼供行為，何況行政紀律處分呢？所以筆者對司法程序中的這種內部制約效果不抱有良好的預期，甚至頗為懷疑。 四、此項改革不宜推廣至其他偵查機關，應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盡早實行偵查機關與羈押場所管理者徹底分離的體制性改革。 我國目前負有偵查職能的機關、機構，除了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機構外，還有公安機關、安全機關、緝私偵查機構、軍隊保衛部門等，如果上述部門都將訊問場所搬到自己的辦公場所內，實行本位主義的自我約束，從而脫離了現在看守所的管理監督和設置的審訊場所，形成偵查機關（機構）各有各的審訊場所，如此這般，怎么能從體制上保障犯罪嫌疑人不受非法審訊的權益呢？同時，全國各類偵查機關（機構）在各級偵查機關中重復建立審訊場所，需要國家的巨額投入，這無疑是一種浪費。另外，檢察機關管轄的職務犯罪嫌疑人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那么其他偵查機關（機構）管轄的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難道就不需要利用現代科技手段監督全程訊問嗎？顯然，作為最高司法機關應及早推動立法程序，規范我國的偵查訊問制度，而不是各自進行一些暫時性的、非根本性的改革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