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東訴訟是公司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訴意不同，股東訴訟分為兩種：一種是股東純粹為維護自身合法利益而向公司或其他人提起的訴訟即直接訴訟；另一種為維護公司利益而提起的訴訟即間接訴訟。修訂后的公司法第22條、第152條、第153條等分別規定了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訴訟，從而全面啟動了以股東直接訴訟和股東間接訴訟為基本內容的股東訴訟制度，這對健全股東合法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保護制度是十分必要的。鑒于我國當前實際情況，應當鼓勵股東積極行使訴權，當務之急是要解決以下三個問題：

（一）股東訴訟的適格當事人

1、原告適格問題。股東身份是股東行使訴權的必要條件。修訂后的公司法第153條等規定,直接訴訟的原告可以是公司和公司的任何股東；第152條第1款則對間接訴訟中作為原告的股東作出持股期間和持股比例的限制，即間接訴訟的原告必須是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股份有限公司連續180日以上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東。對原告資格作出適當限制的理由在于：盡管間接訴訟是小股東維護自身權益的有效方式，但由于股東意見分歧或股東局部利益與公司整體利益的矛盾等因素，可能造成無謂的訟累。為了維護公司的正常運行，有必要對原告股東的持股期限和持股比例作出限定。其中，限制股東持股期間，旨在防止濫用代表訴訟制度而購買或受讓股份；對持股比例的要求，意在確保提起間接訴訟的原告股東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

2、被告適格問題。在直接訴訟中，根據修訂后公司法第153條之規定，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執行公司職務時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的個人行為形成的直接訴訟，應以其個人為被告。根據公司法第22條之規定，在股東會、股東大會、董事會召集程序、表決方式等程序性瑕疵或是決議內容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場合，因侵權行為主體已成為公司，因此該公司應當是直接訴訟的被告。

在間接訴訟中，為了保護股東正當權益，公司法第152條第2款和第3款規定了比較寬泛的間接訴訟被告，既包括公司的董事、監事、控制股東，也包括公司內部的高級管理人員，還包括公司之外的第三人。如此規定，堪稱妥當。間接訴訟既然是股東代表訴訟，那么對于屬于公司的訴權而言，在符合法定程序和條件下，股東都可以代表公司行使公司的訴權。這樣不僅可以預防和救濟公司機關組成人員濫用權利，而且可以阻止和消除第三人對公司的侵害。

3、其他股東和公司的法律地位問題。在間接訴訟中，其他股東和公司的法律地位是一個值得關注和斟酌的問題。具體體現為：其他股東是否可以參加訴訟？公司是否必須參加訴訟？公司如果參加訴訟，其法律地位如何？

提起股東間接訴訟之后，訴訟的進行及其結果便與其他股東的利益息息相關，在間接訴訟中與原告股東處于相同地位的其他股東的地位自然成為間接訴訟制度的重要問題，但修訂后的公司法對此并未明確規定。在美國的股東間接訴訟中，未起訴的其他股東的地位等同于集團訴訟中的集團成員。法律并不禁止其他股東參加訴訟，但依集團訴訟的規則，由法官在綜合考慮訴訟的成本和效率等因素的情況下，決定是否允許其他股東參加訴訟；但是當申請訴訟參加的申請人的利益已由現在的當事人給予充分代表的，是不準許參加訴訟的。在日本的股東間接訴訟中，原告股東一經起訴，其他股東不得就同一訴訟標的再提起訴訟，但為防止原告股東與被告董事通謀故意敗訴從中牟利，日本《商法典》第268條第2款允許其他股東參加原告股東提起的訴訟。但是，因其參加將使訴訟不適當地拖延或顯著加重法院負擔時，不在此限。就我國股東間接訴訟而言，我們認為，在第一次開庭審理之前，如果有其他股東要求參加股東代表訴訟，應予準許，因為這樣既可以使股東更具有代表性，分攤原告的訴訟風險，也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實。而在第一次開庭審理之后，法院一般不應準許其他股東再加入訴訟，因為股東間接訴訟的結果涉及到原告股東與其他眾股東的切身利益，且訴訟結果對其他股東均產生既判力，公司各股東之間不是必要的共同訴訟當事人，公司其他股東是否參加訴訟不影響案件的審理。所以，人民法院既不應主動把它列為共同原告，也不宜將其列為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以避免訴訟時間的無理拖延或者訴訟成本的增加。

在股東間接訴訟中，公司的訴權被股東代位行使，公司是否要參加代表訴訟呢？我們認為，由于股東間接訴訟具有代表性和代位性，事實上原告股東行使的是公司的訴權，故而公司并無參加訴訟之必要。但鑒于民事訴訟的意思自治之品質，可以由公司自主選擇是否參加間接訴訟。另外，在強調意思自治的同時，不能損害公共利益；若間接訴訟如果沒有公司的參與，將無法查明案件事實或者原告股東和被告惡意串通損害公司和其他股東利益的，公司則應參加訴訟。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公司參加間接訴訟后，在訴訟中處于何種地位呢？就此問題，眾說紛紜。有觀點認為，公司應當作為原告；有觀點認為，公司應是無獨立請求權之第三人；也有觀點認為，公司應作為一種新型的第三人；還有觀點認為，公司的地位與代位行使債權法律關系中的被代位權人的地位相類似。我們認為，對于公司在股東間接訴訟中的地位不能簡單套用現行的當事人制度加以界定，其地位具有綜合性質，應當根據實際情況來具體界定其訴訟地位。

首先，公司可以是形式被告。例如在間接訴訟的前置程序中，原告股東要證明公司應當訴訟而拒絕訴訟的事由存在，此時公司即處于形式上的被告地位。其次，公司可以是實質原告。股東代表公司進行訴訟后，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對公司自然具有拘束力；勝訴利益亦歸屬于公司，公司無疑是實體利益的享有者和歸屬者。再次，公司可以是第三人。如果公司認為已經進行的間接訴訟中，原告股東與被告有惡意串通損害公司利益之情形，自然可以主動申請加入訴訟。此時，公司即處于第三人的地位；但鑒于公司參加訴訟并未提出獨立的訴訟請求，其參加訴訟僅僅是為了防止訴訟產生對其不利的結果，因而其屬于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最后，公司可以是證人。在股東提起間接訴訟后，公司沒有參加訴訟；但若人民法院認為，公司不參加訴訟將導致案件事實無法查明且可能危害公共利益的，則可通知公司參加訴訟。此時，公司的權利義務主要是向法院提供證據材料，其訴訟地位類似于證人。由此可見，“公司在股東間接訴訟中具有頗為復雜的訴訟地位，但無論其是形式被告還是實質原告，也不論其是第三人抑或是證人，均不是完整意義上的當事人，其只有當事人的局部地位”。公司可以對原告的主張或訴訟行為提出異議，請求法院審查，但不能提出新的訴訟主張、不能請求撤訴、不能請求和解、亦無上訴權，同時公司本身必須保持中立，不能傾向于任何一方。在這個意義而言，我們認為，股東間接訴訟中的公司可謂別具一格的獨立的訴訟參加人。

（二）股東間接訴訟的管轄

哪個法院對股東間接訴訟案件享有管轄權，是股東間接訴訟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我國民事訴訟法對股東間接訴訟的管轄問題未置明文。我們認為，由于股東間接訴訟的實質原告是股東所在的公司，只是因公司怠于或者拒絕提起訴訟而由股東代表其提起訴訟而已；因此，在公司監事會、監事、董事會、執行董事等對公司負有違約或者侵權之債時，作為債權人的公司應當向哪個法院提起訴訟，股東間接訴訟中的原告即應向哪個法院提起訴訟。這樣既可以保持股東間接訴訟制度與我國民事訴訟法律體系之間的協調，也可以充分體現股東間接訴訟中真正原告是公司的精神。另外，在股東為追究董事責任而提起間接訴訟時，依據合同糾紛案件或者侵權糾紛案件的地域管轄原則，也可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三）股東直接訴訟中證明責任之分配

在股東一般處于公司管理邊緣，對于公司管理和決策的情況大多并不掌握的情況下，應當堅持由了解案件事實、實際掌握和控制關鍵證據的一方負舉證責任。具體分配時，原告股東應對存在的損害事實、侵害行為負有提供證據的責任；作為被告的公司、董事、監事或者高級管理人員應當提供證據證明損害行為不存在或損害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否則要承擔敗訴后果。

（四）股東間接訴訟的前置程序和司法審查

股東具備了提起間接訴訟的原告資格，并不等于股東在公司遭受不正當行為損害時可徑行代表公司提起訴訟。股東提起間接訴訟的前提條件是公司拒絕或怠于由自己直接向實施不正當行為的當事人提起訴訟，股東未征求公司是否就該行為提起訴訟的意思前，不應該也不可能提起間接訴訟。只有在股東請求監事會、董事會等采取必要措施行使公司的訴訟請求，而公司明確拒絕股東請求或者對股東請求置之不理時，股東才能向法院提起代表訴訟。這就是各國公司法通常都規定的“竭盡公司內部救濟”(exhaustion of intra corporate remedies)規則，也稱前置請求規則（the demand rule）。其法理在于：公司是與股東個人相對獨立的法人，股東代位公司行使訴權，必須最大可能地尊重公司的法人資格；同時，這種“竭盡公司內部救濟”的方法可以給公司檢查自己行為的機會，如果公司管理層同意股東的控訴請求，公司便有機會和原告在正式起訴前達成和解。修訂后的公司法第152條即規定了該規則，即股東在提起間接訴訟之前，應該請求公司的監事會或者不設監事會的有限責任公司的監事，或者董事會或者不設董事會的執行董事向人民法院起訴。如果其請求得不到滿足，公司沒有合理的理由卻最終拒絕或怠于起訴，股東則可以提起代表訴訟。但在諸如有關財產即將被轉移、有關權利的行使期間或者訴訟時效即將超過等緊急情況下，股東有權立即提起代表訴訟。可見，前置程序的設置能夠減少不必要的訴訟，也能夠促使公司提起訴訟，避免濫訴。

一般的民事訴訟中適用充分原則，原告可以處分自己的實體權利，可以和被告和解。通過和解的方式來解決股東間接訴訟的實體問題，是符合訴訟經濟原則的；然而，股東間接訴訟的和解與一般的民事和解不甚相同，由于股東個人的利益有可能與間接訴訟中被代表的公司利益發生沖突，若原告股東在間接訴訟中與被告達成和解或自動撤訴，從而在訴訟之外得到個人的不正當利益（例如由公司高價收購其股票等），則完全背離了間接訴訟的制度目的。有鑒于此，為防止股東濫用訴權而損害公司利益，確保其和解內容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人民法院應當以是否損害公司和其他股東的利益為標準，嚴格審查股東與被告公司簽訂的案外和解協議或者撤訴請求。凡未經法院批準的和解協議或者撤訴均不具有約束力。日后公司仍然可以間接訴訟中的同一事實和理由向人民法院提起直接訴訟，或者公司其他股東以同一事實和理由而提起間接訴訟。人民法院“在審查和解協議時，應當綜合考慮協議中同意賠償公司損失的金額在公司應當獲賠金額中的比例、原告股東勝訴的可能性以及被告的償付能力等因素。若干人民法院認為，和解協議明顯侵害公司和其他股東的利益，嚴重違背誠信原則和公序良俗，則有權否定和解協議之效力”（劉俊海：“股東的代表訴訟提起權之比較研究”，載于《中國民商審判》總第1卷，第96頁）。同時，原告股東應將和解內容通知公司，并對受到影響的其他股東進行通知或者公告。其他股東對和解提出異議，經法院許可，可以向人民法院提供證據而要求撤銷和解。

（五）股東訴訟的費用擔保

股東訴訟制度是為了維護股東的利益所創設的制度，但該項制度在運行中也可能出現股東為了妨礙公司的運作而濫用間接訴權，致使公司疲于應付。為了防止股東濫用訴權，阻止一些別有用心的原告股東提起惡意訴訟，修訂后的公司法第22條第3款規定了費用擔保制度，即股東在因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會議召集程序、表決方式違反法律、法規或者公司章程，或者決議內容違反公司章程而提起撤銷之訴時，人民法院可以應公司的請求，要求股東提供相應的擔保。盡管該擔保條款制度的目的在于防止股東濫訴，但其亦存在較大的副作用，即被告可以費用擔保為手段來阻止原告股東提起訴訟。因此該條款使用的字樣是“可以”，而不是“應當”，這意味著授予了人民法院以裁量權，由人民法院判斷和決定是否要求原告股東提供擔保。我們認為，在具體操作時，如果被告能夠舉證證明原告股東提起的撤銷之訴具有惡意，或者訴請缺乏使其所在公司或該公司的股東受益的合理可能性，或者明顯沒有價值的情形等，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原告交存保證金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