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2003年1月6日發出《關于參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審理醫療糾紛民事案件的通知》以后，醫療糾紛案件審理實踐中一度出現了適用法律“二元化”現象：對于醫療事故引起的醫療賠償糾紛案件，適用《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對于非醫療事故引起的醫療賠償糾紛案件，則作為一般的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民法通則》及相關司法解釋。前者的賠償項目比后者少，典型的缺少項目是死亡賠償金。相同項目或類似項目的賠償標準，前者大多數比后者低。特別是自最高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的解釋》于2004年5月1日實施以后，又進一步擴大了它們的差距。這樣適用法律“二元化”現象的直接后果往往就是，導致兩種類型的醫療糾紛案件裁判結果明顯有失公平：醫療行為構成醫療事故，醫院過錯程度較重，但賠償數額較少；醫療行為不構成醫療事故，醫院過錯程度較輕，但賠償數額較多。這種不公平的處理結果，背離了類似案件類似處理的裁判原則，背離了重錯重處、輕錯輕處的裁判尺度，背離了強調“公平正義”價值追求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也降低了醫療糾紛案件裁判的群眾認同度和社會公信力。

由于以上原因，法院無法自圓其說、令人信服地向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解釋兩類醫療糾紛案件重錯輕處、輕錯重處的合法性、合理性。法院也不應說出“這是合法不合理”之類的推諉之辭。法院辦案既不能恣意，也不能機械，應當體現法律的精髓，應當符合群眾要求公平對待的樸素情理。一個優秀的法官，應當能夠正確地把握法律制度所預設的價值追求，并將自己對法的價值的認識融于法律的解釋之中，以作出符合法的價值精神的公正裁判。但是，我國現階段的執法者，還有相當一部分不具有較高法的價值修養，因而時常出現實施具體的法律制度和規范時，背離了法的價值精神。當這種情況出現時，雖然他們感到似乎存在某種問題，實施法律的結果有悖于生活之情理，但由于他們缺乏法的價值修養，并不能清楚地認識到問題的存在。于是，便感嘆：合法不合理！甚至還標榜自己是嚴格的執法者。合法的應當是合情理的，這取決于法官怎樣去理解法律，如何把握法的價值。將法律規范適用于處理具體的案件，并不是一個死板、機械的過程，而是一項創造性的活動。真正理解和把握了立法的精神和價值，就能夠正確地解釋和運用法律，作出合乎法律又合乎情理的公正裁判。

如何消解醫療糾紛案件適用法律“二元化”現象，醫療界傾向于醫療糾紛案件一律適用《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作為患者的代理律師，則傾向于醫療糾紛案件一律適用《民法通則》和《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的解釋》，而法學界目前尚無定論，最高立法機關和最高司法機關亦未一槌定音。鑒于此，本文謹提出如下解題思路：

1、司法判斷的價值基礎：患者的生命健康權重于醫院的運行發展權。

國務院《醫療機構管理條例》規定醫院的宗旨是，救死扶傷，防病治病，為公民的健康服務。從國家和社會的角度看，醫院必須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權；從患者的角度看，醫療行為造成人身損害賠償的項目、標準，不應少于、低于一般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的項目、標準。而從醫院的角度看，醫學具有特殊性，醫療具有風險性，醫院具有公益性，賠償項目增多、標準增高必然加大醫院的運行成本，不利于醫院的正常運轉和發展。司法者裁判醫療糾紛案件時的著眼點，不應從醫患一方的角度看，而應從國家和社會的角度看，設立醫院的根本價值就在于保護患者的生命健康，患者的生命健康權始終重于醫院的運行發展權，不能把犧牲人民群眾的健康利益作為醫療事業的發展成本。這也是以人為本的體現。況且，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也都強調醫院“以病人為中心”。基于這一價值基礎，司法者裁判醫療糾紛案件時選擇適用的法律依據及其賠償項目、標準應當有利于患者。

原告索賠的“死亡賠償金”項目，既然《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未作規定，那么被告醫院就應當按照《民法通則》以及最高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的解釋》確定的賠償標準予以賠償。《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侵害公民身體造成傷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殘廢者生活補助費等費用；造成死亡的，并應當支付喪葬費、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該條中后一個“等費用”，最高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的解釋》第十七條第三款已將其明確包括“死亡補償費”（即死亡賠償金）在內。該解釋第二十九條確定死亡賠償金的一般標準是，按照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計算20年。

2、理論分析的基本結論：醫療事故引起的醫療賠償糾紛案件，尤其是此類案件中的“死亡賠償金”項目，適用《民法通則》及相關司法解釋，合乎法理。

（1）兩種類型醫療糾紛案件的法律適用應當統一，既是大勢所趨，也已成為各界共識。道路交通事故賠償案件與非道路交通事故賠償案件也曾經長期存在法律適用不統一的問題，隨著最高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的解釋》的出臺而得到圓滿解決，這應成為解決兩種類型醫療糾紛案件法律適用不統一問題的有益借鑒。

（2）《民法通則》是基本法律，《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是行政法規，行政法規的效力層次低于法律。最高法院《關于參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審理醫療糾紛民事案件的通知》中，措詞是“參照”而不是“依照”、“按照”，給司法者留有適度自由裁量的余地。況且，該通知本身亦突破了《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有關規定，例如，《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四十九條第二款規定“不屬于醫療事故的，醫療機構不承擔賠償責任”，而該通知則規定“因醫療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醫療賠償糾紛，適用民法通則的規定”。

（3）有無死亡賠償金，是兩種類型醫療糾紛案件法律適用“二元化”的典型差異。根據最高法院 2001年3月8日發布的《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條規定，精神損害撫慰金包括死亡賠償金。《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據此未將死亡賠償金單列。后出臺的《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的解釋》將死亡賠償金作為財產損害賠償項目單列，故司法者應對《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中的精神損害撫慰金的外延與標準予以擴大解釋。

（4）《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的解釋》出臺時間在《關于參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審理醫療糾紛民事案件的通知》之后，司法解釋的效力也高于通知，況且該解釋第三十六條第二款特別言明：“在本解釋公布施行之前已經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釋，其內容與本解釋不一致的，以本解釋為準。”

3、醫院解困的有效途徑：積極參加醫療責任保險。

盡管醫學具有特殊性、醫療具有風險性、醫院具有公益性，但壓降醫療損害賠償的項目、標準，并不利于化解醫患矛盾。醫患矛盾的緣由往往在于，一些醫護人員水平不高、責任心不強；醫患雙方信息不對稱，患者知情權不受尊重；病歷書寫不規范、保管不妥善，埋下糾紛隱患；醫療收費偏高、服務質量不高；以及患者一方不能客觀看待病情等因素。這些因素，往往與醫院管理不力密切相關，醫院管理問題近年來逐步凸顯。為了切實化解醫患矛盾，醫院應以病人為中心，除采取提高醫療水平、改進醫療作風、加強醫療責任等必要措施之外，最有效的方法莫過于參加醫療責任保險，主動、廣泛、深入地參加醫療責任保險，通過醫療責任保險分散醫院和醫生的執業風險，讓患者及時獲得足額的賠償金，進而緩和醫患沖突，維護醫院正常秩序。

如果法院不積極改變較長一段時期以來醫療事故案件醫院錯重賠少、其他醫療糾紛案件醫院錯輕賠多的不合理狀態，仍然一味機械地作出背離立法精神、背離公平要義的裁判，那么，既不利于患者權益的平等保護，也不利于醫院管理的司法促進，甚至可能產生極個別醫院、極個別醫生為少賠而故意將小錯加重成事故的負面效應。醫療糾紛案件的裁判應當避免此類不利后果，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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