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智軟電腦開發有限公司訴廣州拓保軟件有限公司軟件著作權侵權案

問題提示：軟件用戶能否在其與軟件設計者共有的軟件基礎上進行后續開發?

【要點提示】

軟件用戶與軟件設計者合作開發一套系統軟件并成為該軟件的合法共有人后，有權在該軟件的基礎上自行或委托他人進行后續開發。若由原始設計者壟斷后續開發，對軟件用戶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促進科技的發展。

【案例索引】

一審：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3)穗中法民三初字第174號(2006年2月28日)

【案情】

原告：廣東智軟電腦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智軟公司)。

被告：廣州拓保軟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拓保公司)。

原告訴稱：1998年6月，原告開始開發保險業務管理系統軟件。原告的總經理王太權帶領兩公司技術人員數十人，耗時近兩年時間，于2000年4月開發出《智軟保險業務管理系統V2.0》并推向市場。2000年8月，國家版權局向原告頒發了著作權證書，原告自2001年1月10日起對該軟件享有著作權。2001年10月，原參與該軟件開發的技術人員朱東海、趙啟銘、萬青、胡澤平等四人相繼以各種理由離開公司，并在2001年底注冊成立了被告公司。被告也是以保險業務軟件開發和銷售為主業，其客戶對象主要為他們在原告工作時所認識的客戶，也即原告的主要客戶?！吨擒洷ｋU業務管理系統V2.0》自開發成功后在國內外頗具影響，先后有多家保險公司購買和應用該套軟件，如中國平安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華泰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華泰公司)、太平保險有限公司(以下稱太平公司)、永安保險公司等，產品性能獲得用戶的一致好評。原告也將該軟件系統作為公司的主打產品，公司的主要利潤收益也來自于該套軟件的銷售與升級。該套軟件是保險業務綜合管理系統。自被告成立后，趙啟銘、朱東海等人將《智軟保險業務管理系統V2.0》改裝成《保險應急出單系統》，并相繼于2002年2月、12月，將該軟件銷售給原告的老客戶華泰公司和太平公司。該《保險應急出單系統》經原告技術人員鑒定(詳見原告出具的《關于智軟保險業務管理系統的技術說明》)，就是用的《智軟保險業務管理系統V2.0》的核心部分(即中間件模塊和基類)，也就是說該《保險應急出單系統》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權，是侵權產品。被告分別以25萬元的價格將侵權產品銷售給華泰公司和太平公司，而且還在向其他原告的老客戶兜售該產品，其行為已經給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損害了原告的合法權益。原告請求法院依法判令：(1)被告立即停止繼續銷售侵權軟件產品。(2)被告在《南方日報》、《中國保險報》上公開向原告賠禮道歉。(3)被告向原告支付軟件侵權賠償55萬元人民幣。(4)被告承擔本案訴訟費。原告在本案審理期間明確，被告侵權的行為是被告將軟件《保險應急出單系統》銷售給華泰公司的行為。

被告廣州拓保軟件有限公司辯稱：(1)原告軟不具備本案原告的主體資格。①原告的著作權已轉讓，原告起訴賴以存在的基礎消失，原告與被告之間無法律上的因果關系。②原告與廣州聯想智軟公司簽訂的補充協議無效，且該協議無備案登記，雙方的約定不能對抗第三方。原告所主張的著作權的合法性值得懷疑。③即使有損害結果發生，也與原告沒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那是廣州聯想智軟公司的事。(2)被控侵權軟件的界面涉及部分模塊，均是由客戶華泰公司提供。被告應客戶要求修改，獨立開發軟件系統，并未侵犯原告的權利。(3)兩個系統完全不一樣，對兩套軟件作同異性比較：①兩套系統需求不同，使用對象不同，功能模塊絕大多數不同。②功能不同、源代碼來源。③功能描述和使用對象不同。被告的《保險應急出單系統》具有特殊功能，而原告的業務管理系統則沒有。綜上所述，原告不具有合法的主體資格，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規定，與本案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原告訴稱的業務管理系統和被告開發應急出單系統在功能、使用、對方系統需求上完全不同，且有部分源代碼由被告的客戶提供，不存在侵權的問題。

經審理查明以下事實：

1.關于原告所擁有權利的事實

2001年9月25日，國家版權局發出的編號為軟著登字第0011066號《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登記證書》上記載：登記號為2001SR4133，軟件名稱為智軟保險業務管理系統V2.0，著作權人為原告，及以下內容：“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的規定及申請人的申報，經審查，推定該軟件的著作權人自2001年1月10日起，在法定期限內享有該軟件的著作權”。

原告(甲方)與廣州聯想智軟公司(乙方)在2002年5月10日簽訂了《計算機軟件著作權轉讓協議》，約定甲方將名稱為“智軟保險業務管理系統V2.0”、著作權登記號為2001SR4133的計算機軟件的著作權無償轉讓給乙方。雙方在2002年12月1日就上述協議簽訂《補充協議》，約定上述軟件的權利自著作權管理部門發出登記證書之日起正式由甲方轉移至乙方，在著作權管理部門發出登記證書之前有關該套軟件的權屬糾紛、侵權糾紛(包括第三者侵權)由甲方負責處理，損失或所獲賠償由甲方承擔或所有。登記之日之后發生的該套軟件的權屬糾紛、侵權糾紛仍由甲方負責處理，乙方負責提供相應的協助(包括提供相關證明文件、被侵權事實證據、侵權造成損失證據等)。

2002年12月10日，國家版權局發出的編號為軟著登字第004466號《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登記證書》上記載：登記號為2002SR4466，軟件名稱為智軟保險業務管理系統V2.0，著作權人為廣州聯想智軟計算機科技有限公司。

2004年6月19日，香港智軟公司出具《智軟軟件著作權的說明》，稱[智軟保險業務管理系統V2.0]版是香港智軟公司與原告于2000年4月共同開發完成的保險行業管理軟件，根據兩公司最初合作開發該軟件的有關協定及兩公司此后達成的共識，該軟件著作權由原告申請和享有。該說明已辦理了公證轉遞的手續。

原告在其代理詞中稱，[智軟保險業務管理系統V2.0]是在原告的總經理王太權的帶領下，耗費巨資開發出來的。1999年12月，原告為方便開拓海外市場，在香港注冊了香港智軟公司，并將部分技術研發人員轉入香港智軟公司，[智軟保險業務管理系統V2.0]是在兩公司的研發人員的共同努力下開發完成的。

2.關于被控侵權事實

2000年4月6日，華泰公司(甲方)與香港智軟公司(乙方)簽訂《華泰保險信息系統開發合同》，約定甲方委托乙方為其開發軟件《華泰保險信息系統》，所形成的本系統成果，包括軟件系統、相關技術文檔和資料歸甲乙雙方共有，未經對方許可，雙方均不得向第三方單獨出售、轉讓或免費提供本系統。2001年8月17日，華泰公司與香港智軟公司簽訂《系統驗收報告》，雙方確認系統已交付華泰公司正式運行，系統基本達到需求報告所提的要求，可以通過驗收評審。原告的經理王太權在上述合同及驗收報告上作為香港智軟公司的代表簽名。

2001年11月，被告(乙方)與華泰公司(甲方)簽訂《華泰財產保險應急出單系統開發及服務合同》，約定甲方委托乙方對甲方的應急出單系統進行開發和后期維護，該合同形成的項目成果(包括軟件版權、源程序、相關技術文檔和資料等)歸雙方共有。雙方還在該合同的附件——《華泰財產保險應急出單系統功能需求說明書》中約定了上述委托開發軟件的要求，在附件二《華泰財產保險應急出單系統項目開發、培訓計劃書》的開發計劃書中備注：“以上文檔部分按甲方提供的各種模板編寫，原代碼部分按甲方提供的程序編碼規則編寫”。

2003年3月17日，廣州市天河區公安分局到華泰公司進行調查，在對華泰公司信息技術部的軟件經理呂寧所作的詢問筆錄上記載：因華泰公司的業務中有很多小數量保單的分支機構，如在華泰公司原有的系統進行操作，成本較高，所以就需要在原有的基礎上開發一套專門針對出單量較小的下屬機構的系統，以節約成本，公司的信息技術部就立了名稱為《華泰財產保險應急出單系統》的項目。因原有整套系統是原告開發的，華泰公司就先找了原告，但不滿意原告的方案，就又找了被告，被告的方案得到華泰公司業務部門的認可，故華泰公司就與被告簽訂了開發及服務合同。同時，華泰公司還將原系統中有關出單內容的主要部分給了被告，讓被告在這一基礎上進行升級、改造的開發。被告就給華泰公司開發出了軟件《應急出單系統》，華泰公司將該系統交付了總部及下屬的各分公司應用。原系統名為《華泰保險信息系統》，是2000年4月6日委托香港智軟公司開發的，成果歸雙方共有，華泰公司有權將該系統的一部分拿出來委托開發公司進行升級改造。原系統是針對一整套保險業務的，包括其中的出單業務;而應急出單系統是在原出單部分的升級改造，其中的內容肯定又來自原系統。

2003年3月18日，廣州市天河區公安分局到華泰公司進行調查，在對華泰公司信息技術部的軟件工程師盧斌所作的詢問筆錄上記載：2000年華泰公司委托原告開發了《華泰保險信息系統》，版權雙方共有。華泰公司在2001年11月份委托被告為華泰公司開發了軟件《應急出單系統》，版權雙方共有。因該套系統要在原系統上升級改造，故華泰公司將其《華泰保險信息系統》中的出單和打印部分及其基礎模塊的源代碼直接復制到被告的經理趙啟銘的電腦筆記本中?！稇背鰡蜗到y》軟件是安裝在華泰公司下設的保險代辦點等業務保單量少的點上進行運作的。

原告在代理詞中稱，華泰公司認為《智軟保險業務管理系統V2.0》版軟件在同類軟件中更具有優勢和可操作性，于是決定和香港智軟公司合作，當時的確經過原告的同意，但香港智軟公司沒有權利簽署版權共有的條款，因為香港智軟公司沒有版權，只有使用權。又稱，被控侵權的軟件《應急出單系統》是獨立的軟件系統，該軟件系統是在原告的軟件《智軟保險業務管理系統V2.0》的核心(即中間件和基類)基礎上才可以運作。

原告稱所謂涉案軟件中的“中間件”是一種基礎的系統軟件或服務程序，各種應用軟件借助這種程序在不同的硬件平臺之間共享資源。中間件位于客戶機/服務器的操作系統之上，用來管理計算機資源和網絡通訊，保證客戶機和服務器上的應用程序能夠協同工作，完成用戶需要的操作功能。原告稱所謂涉案軟件中的“基類”是原告為windows應用開發的畫面處理公共程序，服務器的“公共函數庫”程序是原告為Unix應用服務器開發的后臺處理公共程序，其他的程序都是建立在其基礎上的不同系統程序。

原告對于涉案的《智軟保險業務管理系統V2.0》、《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應急出單系統》三個軟件之間的聯系的意見為：(1)《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是在《智軟保險業務管理系統V2.0》的基礎上開發的，其修改的部分是運行在PC機上的“應用程序”，這個程序最終以畫面的形式展示出來。在服務器上修改的是“應用服務器”程序。核心的“中間件程序”和“基類”、“公共函數庫”都沒有改變。(2)《應急出單系統》是在《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所用的“中間件程序”、“基類”的基礎上開發出的新的應用系統，所以其PC機上的“應用程序”與另外兩個軟件的都不同(表現的畫面樣子是不一樣的)，但使用了相同的“中間件程序”和“基類”。

被告確認其公司的趙啟銘、萬青、胡澤平、朱東海曾參與《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軟件的開發工作。

【審判】

法院認為：本案的焦點在于：(1)原告是否有權起訴被告侵犯其著作權?(2)被告是否侵犯了原告的權利及是否需要對被控侵權軟件與原告主張權利的軟件《智軟保險業務管理系統V2.0》進行對比鑒定?

首先，關于原告是否有權起訴被告侵犯其著作權的問題。原告與香港智軟公司合作開發了名稱為《智軟保險業務管理系統V2.0》的計算機軟件，依據雙方的約定及編號為軟著登字第0011066號《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登記證書》的記載，自2001年1月10日起，原告為該軟件的著作權人。依據原告與廣州聯想智軟公司之間簽訂的轉讓協議及編號為軟著登字第004466號的《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登記證書》，原告將上述軟件的著作權從2002年12月10日起轉讓給廣州聯想智軟公司。據此，本院認定，從2001年1月10日起至2002年12月10日止，原告是上述軟件的著作權人，其在上述期間內的合法權利應受法律保護。即原告在本案被控侵權行為發生時2001年11月享有涉案軟件的著作權，其有權提起本案的訴訟。

其次，關于被告是否侵犯了原告權利的問題。依據香港智軟公司與華泰公司簽訂的《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開發合同》，香港智軟公司接受華泰公司的委托并為其開發出計算機軟件《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該軟件的著作權由雙方共有，所形成的本系統成果，包括軟件系統、相關技術文檔和資料歸雙方共有。原告稱軟件《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與《智軟保險業務管理系統V2.0》是采用同一中間件技術，內核相同，其雖同意香港智軟公司接受華泰公司的委托編寫軟件《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但并未將版權授予香港智軟公司，且原告對此合同的約定并不知情，香港智軟公司無權與華泰公司約定版權共有。由于華泰公司與香港智軟公司簽訂開發合同的時間為2000年4月6日，而原告持有的《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登記證書》中記載原告自2001年1月10日起享有涉案軟件《智軟保險業務管理系統V2.0》的著作權，且香港智軟公司出具《智軟軟件著作權的說明》的時間在2004年6月19日。即原告無證據證明香港智軟公司在與華泰公司簽訂合同時不享有上述涉案軟件的著作權。另外，代表香港智軟公司與華泰公司簽訂上述開發合同的王太權是原告的經理及開發軟件《智軟保險業務管理系統V2.0》的主要負責人，同時也是本案原告的訴訟代理人，原告對該合同的內容不可能不知情，故原告的上述主張不成立。據此，本院認定，香港智軟公司與華泰公司簽訂的開發合同合法有效，華泰公司是該軟件的共有權人，合法取得該軟件的源代碼等技術信息。

至于被控侵權軟件是否侵犯了原告的權利，本院認為首先應確定涉案的三個軟件之間的關系。

通常認為：計算機系統的軟件通常分為系統軟件和應用軟件兩大類。應用軟件是指計算機用戶利用計算機的軟件、硬件資源為某一專門的應用目的而開發的軟件。系統軟件是指計算機系統的一部分，由它支持應用軟件的運行，為用戶開發應用系統提供一個平臺，用戶可以使用它，但不能隨意修改它。常用的系統軟件有操作系統、語言處理程序、數據庫管理系統等，其中操作系統是計算機系統中的核心軟件，其他軟件均建立在操作系統的基礎上，并在操作系統的統一管理和支持下運行的。操作系統能有效地組織和管理系統中的各種軟、硬件資源，合理地組織計算機系統的工作流程，控制程序的執行，并且向用戶提供一個工作環境和接口。

結合本案，原告稱被控侵權軟件使用了原告享有著作權的軟件的核心部分(即中間件模塊和基類)，并解釋該“中間件”是一種基礎的系統軟件或服務程序，各種應用軟件借助這種程序在不同的硬件平臺之間共享資源;“基類”是原告為windows應用開發的畫面處理公共程序，服務器的“公共函數庫”程序是原告為unix應用服務器開發的后臺處理公共程序，其他的程序都是建立在其基礎上的不同系統程序。

同時，原告對于涉案的《智軟保險業務管理系統V2.0》、《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應急出單系統》三個軟件之間的聯系的意見為：(1)《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是在《智軟保險業務管理系統V2.0》的基礎上開發的，其修改的部分是運行在PC機上的“應用程序”，這個程序最終以畫面的形式展示出來。在服務器上修改的是“應用服務器”程序。核心的“中間件程序”和“基類”、“公共函數庫”都沒有改變。(2)《應急出單系統》是在《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所用的“中間件程序”、“基類”的基礎上開發出的新的應用系統，但使用了相同的“中間件程序”和“基類”，而原告正是據此提出對被控侵權軟件的指控的。對此，本院認為：即使軟件《智軟保險業務管理系統V2.0》與《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的系統軟件是相同的，上述三個軟件都使用了相同的“中間件程序”和“基類”，而《應急出單系統》也是在《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的系統軟件平臺上接口并在該系統軟件支持下運行的一個不同于原有的兩個系統軟件的新的應用軟件。

由于應用軟件《應急出單系統》是與《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的操作系統軟件接口并在該操作平臺上運行的，要實現這一目的，其中必然會使用到《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的操作系統的部分源代碼和目標代碼。因華泰公司是該上述源代碼和目標代碼的合法所有人，其委托被告使用上述技術資料開發設計《應急出單系統》，并實際仍由華泰公司繼續使用，應視為華泰公司對軟件《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的合理使用的行為。被告接受華泰公司委托，由華泰公司向被告提供源代碼和目標代碼，在華泰公司原有軟件《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的基礎平臺上，設計出應用軟件《華泰應急出單系統》，并由華泰公司繼續使用，其行為并無不妥。同理，即使被控侵權軟件中含有《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的部分源代碼和目標代碼，亦屬于該軟件所有人華泰公司的合理使用范圍，而不構成對原告的軟件《智軟保險業務管理系統V2.0》的侵犯。故本院認為無需對被控侵權軟件與原告的軟件《智軟保險業務管理系統V2.0》進行比對鑒定。

況且，如果如原告所訴，則會出現軟件用戶一旦與軟件設計者合作開發了一套系統軟件并成為該軟件所有人后，仍不可能針對新的情況自行后續開發其他應用軟件，而必須要由原始的設計者壟斷后續開發的局面，這樣對于軟件用戶而言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促進科技的發展。

綜上所訴，本院認為原告指控被告侵權證據不足，予以駁回。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原告廣東智軟電腦開發有限公司的訴訟請求。

案件受理費10510元，由原告廣東智軟電腦開發有限公司負擔。

一審宣判后，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一審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

【評析】

《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僅在第十六條規定了軟件的合法復制品所有人享有的權利，而未就合法軟件的后續開發、使用作出規定，本案恰好就是此類典型的案件。

本案的焦點在于：在軟件侵權認定中，合法軟件的后續開發中對原有軟件的復制是否合法的問題。本案在審理過程中，有兩種處理意見：(1)應將被控侵權軟件與原告的軟件《智軟保險業務管理系統V2.0》進行比對鑒定，如果兩者有重合之處，應認定被控侵權的軟件復制了原告的軟件。由于被告的行為未經原告的許可，故侵權成立。(2)無需將兩者進行比對鑒定，即使原告軟件與《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使用了相同的中間件，兩者實質相同，被控侵權軟件《華泰應急出單系統》亦使用了相同的中間件，其中包含有與原告軟件相同的部分源代碼、目標代碼，亦屬于華泰公司對其合法擁有所有權及版權的軟件《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的合理使用范圍，而不構成對原告權利的侵犯。

筆者同意后一種意見。

本案中，認定被告接受華泰公司的委托設計被控侵權軟件《華泰應急出單系統》的行為是否侵犯了原告的權利，即應確定被控侵權軟件是否復制了原告軟件，所復制的源代碼來源是否合法。從而確定該復制行為是否構成侵權。本案如果確定是被告的員工在原告處工作時，非法復制了原告軟件的源代碼并用于編寫被控侵權軟件當中，則侵權成立。但是，根據華泰公司的陳述，是華泰公司提供給被告軟件《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的部分源代碼用于編寫被控侵權軟件，據此排除被告的員工在原告處任職時非法復制原告軟件源代碼的可能性。因此，華泰公司提供給被告的源代碼的來源是否合法，該部分源代碼與原告軟件之間的關系，就是本案定性的關鍵了。

依據華泰公司與香港智軟公司簽訂的軟件開發合同，香港智軟公司接受華泰公司的委托并為其開發出計算機軟件《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該軟件的著作權由雙方共有，所形成的本系統成果，包括軟件系統、相關技術文檔和資料歸雙方共有。據此，華泰公司取得軟件《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的版權及該軟件的源代碼等技術資料。

但是，僅憑上述合同尚不足以認定華泰公司所取得的源代碼等技術資料的合法性，這里還涉及到香港智軟公司接受華泰公司的委托所設計的軟件《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是否為合法軟件，以及香港智軟公司是否有權與華泰公司約定版權共有的問題。事實上，可能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兩個軟件完全相同，《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是香港智軟公司獨立完成的一個不同于原告軟件的一個新的軟件。另一種情況是，如原告所言，軟件《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與《智軟保險業務管理系統V2.0》是采用同一中間件技術、內核相同，即前者復制了后者。如是前一種情況，則《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當然是合法軟件。但如果是后一種情況，由于原告雖同意香港智軟公司接受華泰公司的委托編寫軟件《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但并未將版權授予香港智軟公司，則香港智軟公司無權與華泰公司約定版權共有，該合同條款無效，華泰公司失去取得《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的版權及源代碼等技術資料的法律依據。

鑒于代表香港智軟公司與華泰公司簽訂合同的王太權是原告的經理及開發原告V2.0軟件的主要負責人，同時也是本案原告的訴訟代理人;原告與香港智軟公司之間實際是兩個緊密聯系的關聯企業。在無相反證據的情況下，作為原告涉案軟件的合作開發者之一的香港智軟公司在與華泰公司簽訂合同時，仍應是該軟件的版權人之一，而原告亦曾表示同意香港智軟公司接受華泰公司的委托編寫軟件《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且原告亦無證據證明曾就該合同的內容提出過異議，故可認定原告是知曉并認可該合同內容的。據此，法院認定香港智軟公司與華泰公司簽訂的軟件開發合同是在原告許可的情況下簽訂的，無論該合同項下的軟件《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是否復制了原告的軟件，合同均合法有效，該軟件為合法軟件。華泰公司是該軟件的版權共有人，依據合同的約定合法取得該軟件的源代碼等技術資料。

在解決了上一個問題之后，就涉及到本案的核心問題，作為合法軟件的所有人華泰公司，是否必須經原告許可方可對其軟件進行后續開發。對此，必須先確定涉案的三個軟件之間的關系。由于原、被告雙方均為開發編寫計算機軟件的專業公司，其對于涉案軟件的解釋可以作為本案定案的參考。在此背景下，根據原告的陳述，可以認定《應急出單系統》是針對華泰公司出現的新業務所編寫的、在《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的系統軟件平臺上接口、并在該系統軟件支持下運行的一個不同于原有的系統軟件的新的應用軟件。即《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的系統軟件是基礎，《應急出單系統》是與該基礎軟件接口的應用軟件，而要實現“接口”，則后者必然會使用到前一軟件的部分源代碼，即被控侵權軟件中當然會復制有《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的部分源代碼，而此種復制行為仍應屬于軟件合法擁有者的合理使用的范疇。

既然華泰公司是《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的合法所有人，也是版權共有人，合法持有該軟件的源代碼等資料，有權對該軟件進行使用、修改、再開發。即華泰公司無論是自行開發、還是委托他人開發，均屬對其合法擁有的軟件的合理使用。故即使被控侵權的軟件復制了《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的部分源代碼、而該部分源代碼正如原告所稱，與原告的V2.0的部分源代碼相同，也未侵犯原告的權利。

在案件審理的過程中，有一種意見認為：假設原告所言屬實，被控侵權軟件復制了原告擁有版權的軟件V2.0的部分源代碼，依據法律的規定，在未取得原告許可的情況下，任何形式的復制行為均屬于對原告權利的侵犯。筆者認為：該種意見完全撇開了一切合理使用的情況，是對法律條文的一種過于狹隘的理解。法律規定的禁止未經版權人許可的復制，其立法原意是對盜版的禁止。如果被控侵權軟件所要實現的目的、功能與原告軟件完全不同，則兩者當然不可能是一對一的復制結果，即其程序代碼是不可能與原告軟件完全相同的。當然，部分復制亦是復制。就本案客觀事實而言，筆者內心確信原告所言《華泰保險業務管理系統》與原告涉案軟件實質相同、均使用了相同的中間件，而被控侵權軟件中亦復制了上述兩軟件中的部分源代碼。但是，本案被控侵權軟件是在原有軟件的基礎上、針對新出現的問題開發的一個新的應用軟件，是一個新的智力創作成果，它并非原有軟件的簡單復制，更非原有軟件的盜版。由于該新軟件要實現與原有軟件的接口，技術上必然是要使用到原有軟件的部分源代碼的。而且該軟件也是由華泰公司自己使用其合法擁有版權的軟件的一種方式，屬于合理的范疇。

同時，本案還提出一個問題，在目前社會提出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背景下，應當如何恰當地保護著作權人的合法利益。作為法官，在審理案件時不應僅僅局限在個案的層面以及法條的個別條款的字面含義上，還應當考慮立法的原意以及案件之外的社會效果與社會導向，從而尋求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由于軟件的后續開發是一種新的勞動成果，雖然它必然會使用到原有的軟件的部分源代碼。但它與原有軟件畢竟是不相同的。如果軟件用戶一旦與軟件設計者合作開發了一套系統軟件并成為該軟件所有人后，仍不可能針對新的情況自行后續開發其他應用軟件，而必須要由原始的設計者壟斷后續開發的話，是對原有軟件設計者的擴大保護，對于軟件用戶而言也是不公平的，更不利于促進科技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