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會中我們也需要時刻來保護自己，近幾年也頻繁發生被搶劫等犯罪行為，特別是女性發生這種的事故的概率要遠遠高于男性，我們的財產生命受到威脅時可以適當的采取措施來維護，但是不能防衛過當，否則自己也會犯罪，那防衛過當的罪過形式主觀釋義有什么？下面就詳細介紹。

(一)對防衛過當的“故意”的理解

刑法上的“故意”與一般意義上的“故意”不同，一般意義上的“故意”是指“有意識地(那樣做)”，我們可以說正當防衛都是“故意”的，但正當防衛的“故意”不是刑法上的犯罪故意。我國《刑法》第14條規定：“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因而構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也就是說，“犯罪故意具有兩個因素：一是認識因素，包括對自己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刑事違法性的認識;二是意志因素，在認識到自己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刑事違法性的情況下，希望或者放任這種危害結果的發生。犯罪故意是以行為人危害社會的意識為本質的，因此具有否定的社會政治和法律的評價。”我們知道，防衛行為是在一定的防衛意識和意志支配下實施的，防衛人的心理狀態的確是故意，故意的內容表現為明知自己的防衛行為會給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而希望給其造成損害。顯然，防衛人實行防衛的故意，主觀上并沒有危害社會的意識，并非犯罪的故意。因此，防衛過當的主觀罪過不是故意，因為防衛人僅有防衛的故意，而非犯罪的故意。

筆者認為，不能把防衛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造成不法侵害人重大損害而希望造成其重大損害，作為防衛過當主觀罪過形式的內容，因為，防衛人要想制止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恐怕就是需要造成不法侵害人傷或者亡的結果，剝奪他的侵犯能力，否則無法制止不法侵害的繼續進行。也就是說，造成不法侵害人損害是正當防衛的應有之意，在這種心理狀態中，并不包含防衛人對自己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刑事違法性的認識，主觀上不具有惡性。因此，對防衛過當主觀罪過形式的界定不能按照防衛人對防衛結果是出于故意而認定為故意犯罪。司法實踐中，在確定罪名的時候，都是根據防衛人對具體損害結果的故意過失來認定，由此大都定為故意犯罪，就是把防衛的心理狀態當作了防衛過當的罪過形式，因而得出了錯誤的結論。

(二)防衛過當罪過形式之我見

從防衛過當的故意來看，本文認為防衛過當的罪過形式不能是故意，無論是直接故意還是間接故意都不可能是防衛過當的罪過形式;也不可能是過于自信的過失，只能是疏忽大意的過失。

首先，在防衛中，防衛人明知防衛行為超過必要限度會發生重大損害并希望或放任發生這種危害結果的，主觀上是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但故意不可能是防衛過當的罪過形式。“在防衛人具有防衛意識進行正當防衛時，不僅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是保護合法權益的行為，而且認識到自己對不法侵害人造成傷亡等損害，是法律所允許的;既然如此，就難以認定防衛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如果行為人以損害不法侵害者的利益或其他結果作為自己的行為目的，那他的防衛意圖就是不正當的”[9].也就是說，在防衛過程中，行為人不是為了保護合法權益而制止不法侵害，而是為了達到某種加害目的，那么，就不能認為這一行為是具有防衛性質，更談不上是防衛過當了。也就是說，防衛過當人只能具有為制止不法侵害而損害侵害人利益的故意，而不能借防衛之名，心存犯罪故意，否則他的行為就有悖于正當防衛制度的立法本意，不是防衛過當，而是故意犯罪。

其次，“在防衛人具有防衛意識的情況下，如果認為防衛過當可以出于故意，就面臨著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即對假想防衛過當應如何處理?因為依據通說，假想防衛時，要么僅成立過失犯罪，要么屬于意外事件;但假想防衛也存在過當問題，即本來不存在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行為人卻誤認為存在而實施防衛行為，但即使所誤想的侵害是真實的侵害，行為人的防衛也過當了(理論上稱為假想防衛過當);如果說防衛過當可以是故意，則對假想防衛過當難以確定罪過形式”.與假想防衛相比較，我們發現更多的是將防衛過當定為故意犯罪。對于假想防衛，不定故意犯罪在刑法理論上已是定論。假想防衛是對方沒有不法侵害，假想對方有不法侵害而進行了所謂的防衛行為，并造成了損害結果，這種情況一般被認為是具有過失。而防衛過當則是具備了防衛的條件，不法侵害客觀存在，只是防衛結果超過了必要限度，卻反而成了犯罪故意。無論是防衛過當的主觀惡性還是社會危害性都要小于假想防衛，卻被定為故意犯罪，顯然不符合情理。

再次，有學者提出“防衛過當可以由‘直接故意’構成，理由是防衛人制止了不法侵害的繼續進行之后，出于報復、教訓、懲罰不法侵害人的目的，仍然繼續加害不法侵害人，這種心理就是直接故意”.如果認為防衛過當可能是由直接故意引起的，那么就否定了防衛過當具有防衛的前提，而且還必須承認其主觀上具有犯罪的動機和目的，根本不具有防衛的性質。所以，防衛過當的罪過形式不可能是直接故意。對于不法侵害終止以后，繼續加害不法侵害人的情形，如：已經將正在行竊的小偷打昏，為了解氣，繼續擊打，直至將其當場打死。這種情況下，就已經不再是防衛，而是事后加害，構成故意犯罪，不屬于防衛過當。

“主觀上并沒有危害社會的意識，只是在緊急情況下殺了人，行為人認為這就是防衛的需要，沒想到后來評價當事人的防衛情形，認為他當時不該開槍，鳴槍將對方鎮住就足夠了，或者當時擊傷對方就可以了，但當時開槍把對方打死了。他當時就認為是需要的，這就排除了他的犯罪故意。”而不能認定為是直接故意的防衛過當，所謂犯罪的目的和動機是為了防衛的目的和動機服務的觀點，恰恰也說明了其行為的本質在于防衛。

最后，有學者認為防衛過當的罪過形式不可能是直接故意，但有可能是間接故意。“防衛人為了實現一個非犯罪的意圖，而對已經認識到的防衛行為會明顯超過正當防衛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抱著放任的態度。”

很多時候在出現防衛過當的案件時特別難處理，雙方各執一詞，對于是否是故意還是為了保護自己采取的措施難以分辨，因此先關法律還需要進一步的完善來更好的保護受害者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