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與他人結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條規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一）客體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體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關系。一夫一妻制是我國婚姻法規定的原則，重婚行為破壞了我國社會主義婚姻、家庭制度，必須予以刑事處罰。

　　（二）客觀要件

　　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必須具有重婚的行為。即有配偶的人又與他人結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就構成重婚罪。

　　所謂有配偶，是指男人有妻、女人有夫，而且這種夫妻關系未經法律程序解除尚在存續的，即為有配偶的人；如果夫妻關系已經解除，或者因配偶一方死亡夫妻關系自然消失，即不再是有配偶的人。所謂又與他人結婚，包括騙取合法手續登記結婚的和雖未經婚姻登記手續但以夫妻關系共同生活的事實婚姻。所謂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是指本人雖無配偶，但明知對方有配偶，而故意與之結婚的（包括登記結婚或者事實婚）。此種行為是

　　１９９４年２月１日民政部《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公布實施以前，我國對事實婚采取的是限制承認主義，即有條件地承認事實婚的法律效力，所以只有事實婚具有法律效力時，才能成立事實重婚罪。1986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審理未辦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見》規定：第一，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記辦法》施行以前，未辦結婚登記即以夫妻關系同居生活，群眾也認為是夫妻關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訴“離婚”，如起訴時雙方均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可認定為事實婚姻關系；如起訴時一方或雙方不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可認定為非法同居關系。第二，1986年3月15日《結婚登記辦法》施行以后，未辦結婚登記即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群眾也認為是夫妻關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訴離婚，如同居雙方均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可認定為事實婚姻關系；如同居的一方或雙方不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應認定為非法同居關系。第三，自民政部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施行之日起，未辦結婚登記即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按非法同居關系對待。現在民政部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已經公布施行，由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以時間為界限對事實婚的法律效力采取了限制承認主義。因此，《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施行后，所有的事實婚都將被認定為非法同居關系，不存在“重婚”的問題。據此，事實婚只有被承認有法律效力時，才被確認為一種婚姻關系，也才談得上與其它婚姻關系的重合，從而構成重婚罪。若事實婚不具有法律效力而被認定為非法同居關系，則當事人所謂的“夫妻關系”不但得不到法律的確認，反而會受到法律的制裁，因而所謂“重婚”也就無從談起了。

　　１９９４年２月１日民政部《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公布實施后，我國不再承認事實婚姻。2001年12月27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五十八條規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條規定辦理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訴到人民法院要求離婚的，應當區別對待：

　　（一）１９９４年２月１日民政部《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公布實施以前，男女雙方已經符合結婚實質要件的，按事實婚姻處理。

　　（二）１９９４年２月１日民政部《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公布實施以后，男女雙方符合結婚實質要件的，人民法院應當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補辦結婚登記；未補辦結婚登記的，按解除同居關系處理。”

　　但是，我國刑法追究體制仍然承認“事實婚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施行后發生的以夫妻名義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處罰的批復》中規定：“有配偶的人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仍應按重婚罪定罪處罰。”關于這一點，理論界存在爭議，但鑒于“重婚罪”歸屬于刑法的“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的章節下，擴大“重婚罪”的適用至“事實婚姻”似無不妥。

　　根據司法實踐經驗，重婚行為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

　　1、與配偶登記結婚，與他人又登記結婚而重婚，也即兩個法律婚的重婚。有配偶的人又與他人登記結婚，有重婚者欺騙婚姻登記機關而領取結婚證的，也有重婚者和登記機關工作人員互相串通作弊領取結婚證的。

　　2、與原配偶登記結婚，與他人沒有登記確以夫妻關系同居生活而重婚，此即為先法律婚后事實婚型。

　　3、與配偶和他人都未登記結婚，但與配偶和他人曾先后或同時以夫妻關系同居而重婚，此即兩個事實婚的重婚。

　　4、與原配偶未登記而確以夫妻關系共同生活，后又與他人登結婚而重婚，此即先事實婚后法律婚型。

　　5、沒有配偶，但明知對方有配偶而與已登記結婚或以夫妻關系同居而重婚。

　　（三）主體要件

　　本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一是有配偶的人，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又與他人成立婚姻關系；二是沒有配偶的人，明知對方有配偶而與之結婚。

　　（四）主觀要件

　　本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直接故意，即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或自己有配偶而故意與他人結婚。如果沒有配偶一方確實不知對方有配偶而與之結婚或以夫妻關系共同生活的，無配偶一方不構成重婚罪，有配偶一方則構成重婚罪。重婚的動機是多種多樣的，有的是喜新厭舊；有的是出于貪圖享樂；有的是封建思想作祟等等。但動機不影響本罪的成立。

認定

　　 本罪與非罪的界限

　　重婚是封建主義婚姻制度的產物，是剝削階級腐化享樂思想在婚姻關系上的表現。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重婚是不允許的。但是，在市場經濟體制建立與逐步健全的今天，重婚觀念很嚴重。所謂“大款”養“二奶”已非常普遍。重婚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現象，在處理重婚案件時，罪與非罪的界限往往難以區分。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區分重婚罪與非罪的界限。

　　1、要區分重婚罪與有配偶的婦女被拐賣而重婚的界限。近幾年來，拐騙、販賣婦女的犯罪相當嚴重。有的婦女已經結婚，但被犯罪分子拐騙、販賣后被迫與他人結婚，在這種情況下，被拐賣的婦女在客觀上盡管有重婚行為，但其主觀上并無重婚的故意，與他人重婚是違背其意愿的、是他人欺騙或強迫的結果。

　　2、要區分重婚罪與臨時姘居的界限。姘居，是指男女雙方未經結婚而臨時在一起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不構成重婚罪。最高人民法院1958年1月27日在《關于如何認定重婚行為問題的批復》中指出：“如兩人雖然同居，但明顯只是臨時姘居關系，彼此以”姘頭“相對待，隨時可以自由撤散，或者在約定時期屆滿后即結束姘居關系的，則只能認為是單純非法同居，不能認為是重婚。”

　　3、從情節是否嚴重來區分罪與非罪的界限。在實踐中，重婚行為的情節和危害有輕重大小之分。根據本法第13條的規定，“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所以，有重婚行為，并不一定就構成重婚罪。只有情節較為嚴重，危害較大的重婚行為，才構成犯罪。根據立法精神和實踐經驗，下面兩種重婚行為不構成重婚罪：

　　（1）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外逃而重婚的。實踐中，由于封建思想或者家庭矛盾等因素的影響，夫妻間虐待的現象時有發生。如果一方，尤其是婦女，因不堪虐待而外逃后，在外地又與他人結婚，由于這種重婚行為的動機是為了擺脫虐待，社會危害性明顯較小，所以不宜以重婚罪論處。

　　（2）因遭受災害外逃而與他人重婚的。因遭受災害在原籍無法生活而外流謀生的。一方知道對方還健在，有的甚至是雙方一同外流謀生，但迫于生計，而不得不在原夫妻關系存在的情況下又與他人結婚。這種重婚行為盡管有重婚故意，但其社會危害性不大，也不宜以重婚罪論處。

管轄權的歸屬

　　 《公安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重婚案件管轄問題的通知》規定如下：

　　關于重婚案件的管轄分工，19７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聯合發出的《關于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案件管轄范圍的通知》，依照刑事訴訟法第十三條的規定，曾將重婚案件列為不需要進行偵查的輕微的刑事案件，規定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但近幾年各地不斷發現有些重婚案件的被害人（指犯重婚罪者的配偶，下同）由于各種原因而不提出控告。對于這種沒有原告的重婚案件，人民法院無法受理，也無法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程序和制度進行審判，致使這些犯重婚罪者逍遙法外，逃避了法律的制裁。這不僅有損法制的威嚴，影響新婚姻法的貫徹實施；而且敗壞社會的道德風尚，不利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現為了及時依法處理這類重婚案件，特對重婚案件的管轄分工作如下補充規定：

　　一、對于由被害人提出控告的重婚案件，仍按19７9年12月15日發出的《關于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案件管轄范圍的通知》的規定執行，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

　　二、對于被害人不控告，而由人民群眾、社會團體或有關單位提出控告的重婚案件，由人民檢察院審查決定應否對該案件提起公訴或者免予起訴。對免予起訴的重婚案件，可以建議被告人所在單位給予被告人行政處分，并責令其立即解除非法的婚姻關系。

　　三、公安機關發現有配偶的人與他人非法姘居的，應責令其立即結束非法姘居，并具結悔過；屢教不改的，可交由其所在單位給予行政處分，或者由公安機關酌情予以治安處罰；情節惡劣的，交由勞動教養機關實行勞動教養。

　　四、對于被害人或者人民群眾、社會團體和有關單位就重婚案件提出的控告或檢舉，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都應當接受。不屬于自己管轄的，應當移送主管機關處理。

處罰

　　 犯本罪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重婚罪的規范意義

　　 重婚罪，是以侵害健全的性風俗的行為為內容的犯罪。刑法規定重婚罪，是想保護社會的健全的性道德感情，也一并包含著想通過維護今日的社會道德規范之一環的一夫一妻制來保護家庭生活。

　　在最近的立法例中，多把重婚罪和其他犯罪作為針對家庭的犯罪來對待。 在各國立法例中，有不少把近親相奸及其他反自然的猥褻行為也作為風俗犯來處罰，但是在日本刑法中沒有該種規定。關于性風俗的保護，刑法應作何種程度的干涉，是立法政策上的困難問題，必須考慮各個社會中的具體情況來慎重決定。但是，一般而言，應該極力節制用刑法抑制這些行為，在日本的刑法中，對反自然的性行為尚無必要特別予以刑法的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