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事訴訟的審理中，有時會出現一方當事人用偽造證據或者指使他人做偽證的方式利用人民法院的審判權和執行權來非法占有對方財物或免除自己債務的情況，也就是被稱為“訴訟詐騙”的行為，諸如利用對方還款后未從己方收回的欠條來起訴對方，通過欺騙人民法院的手段來非法獲取他人的財物，此類行為在實踐中多有發生，它對人民法院的司法權威和聲譽以及當事人的財產權均造成了極大危害，鑒于其較大的社會危害性，已有必要上升到刑法調整的角度對此類行為予以處罰和規制，我國刑法理論上對“訴訟詐騙”行為并沒有明確予以定性或定罪，導致在理論上對于如何定性和處理“訴訟詐騙”行為有較大的分歧和爭論，實踐中對于“訴訟詐騙”行為也極少定罪處罰，本文通過對訴訟詐騙的罪責基礎的分析，提出對性質嚴重的“訴訟詐騙”行為的定性和處理意見。

一，訴訟詐騙的定性分析

所謂的訴訟詐騙是指行為人通過偽造證據或隱瞞真相并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利用人民法院的審判權和執行權在對人民法院的法官進行蒙蔽的情況下來不法獲取他人財物或免除自己債務的欺騙性訴訟行為。例如行為人利用他人還款后未收回的欠條起訴他人歸還已經還付的欠款行為即為訴訟詐騙行為中常見的一種。由于此類行為是在欺騙人民法院并利用人民法院的審判權和執行權的基礎上強行占有他人財物，所以其危害性極大，不僅對受害人的財產進行了不法侵奪，而且對人民法院的聲譽和司法權威造成極大負面影響。對于這類行為的定性，實踐中有較多爭論，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論點：

觀點一，訴訟詐騙行為構成詐騙罪，認為訴訟詐騙屬于詐騙罪中的三角詐騙行為，即行為人詐騙的財物所有人和被詐騙對象并非同一主體，并指出，詐騙罪的基本構造為：行為人以不法所有為目的的實施詐騙行為----—對方產生錯誤認識-對方基于錯誤認識處分財產-行為人取得財產-被害人遭受財產上的損害。其中的“對方”不一定是被害人，欺詐行為的對方只要求是具有處分財產的權限或者處于可以處分財產地位的人，不要求一定是財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①在訴訟詐騙中，人民法院處于被欺騙地位，通過人民法院的被欺騙取得了被害人的財產，是三角詐騙中的一種，應該以詐騙罪定罪處罰。持該論點的邏輯基礎未為雖然訴訟詐騙行為在刑法上并沒有予以明確規定，但是可以通過對刑法中詐騙罪的的合理解釋來將其歸入該罪中。

觀點二，對訴訟詐騙進行具體分析，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2002年10月14日《關于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如何適用法律的答復》中認為：訴訟中有偽造其他單位印章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條第二款，以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處罰;如果有指使他人作偽證的，依照刑法第三百零七條第一款的規定，以妨害作證罪追究刑事責任;如果無以上行為的，則由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處理。②此觀點認為對訴訟詐騙行為本身不予以定罪處罰，僅依其手段行為所觸犯的罪名定罪處罰，即僅在偽造了印章或指使他人作偽證時構成相關犯罪，如果沒有以上行為則不能按犯罪處理。只能進行司法拘留或者罰款。該觀點的基本點是根據罪行法定原則，該罪在刑法上沒有明確規定，同時不宜進行以解釋的方式進行歸罪。

觀點三，認為是特殊的敲詐勒索罪，其理由為，敲詐勒索是采用威脅或要挾的手段，強迫他人交付財物，而威脅、要挾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訴訟欺詐是借助法院判決的強制力迫使被告交付財物，而不是騙取被告的財物。實施詐騙是利用被害人的弱點(如貪小便宜或缺乏警惕性)行騙，而法官富有審查案件事實辨別真偽的職責，且有專業技能，行為人搞訴訟欺詐得逞的可能性相對較小。即使一審判決原告勝訴，被告也會提出上訴，爭取改判;即使二審判決原告勝訴，被告還可以請求檢察機關提起抗訴，仍有獲改判的機會。把訴訟欺詐看成是敲詐勒索的一種特殊方式、方法更為恰當。③

觀點四，認為根據罪行法定的原則，訴訟欺詐不構成犯罪，因為訴訟詐騙所詐騙的對象是人民法院，但是不法財物的取得卻是其他人，同時侵犯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權威和被害人的財物，不符合詐騙罪或其他任何刑法現有罪名的犯罪構成要件，但訴訟欺詐的社會危害性極大，應另設訴訟欺詐罪。

對于訴訟詐騙的定性，筆者認為應將第二種觀點和第四種觀點結合起來處理此類行為，即：訴訟詐騙行為根據罪行法定原則和目前的刑法規定，不構成詐騙罪或敲詐勒索罪等，如果在訴訟詐騙過程中有偽造公文、印章行為的只能按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處理，如果有指使他人作偽證的，以妨害作證罪處理，如果行為人沒有以上行為則只能對其進行以妨害訴訟秩序為緣由的司法拘留或罰款。同時，立法上應對訴訟詐騙行為單獨設立罪名，如單設“訴訟詐騙罪”以解決此問題。理由如下：

首先，訴訟詐騙行為不符合普通詐騙罪的犯罪構成，詐騙罪指的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詐騙罪在刑法上被歸入財產類犯罪中，對詐騙罪處罰和量刑的罪責基礎均在于詐騙行為對他人財產的侵犯，即使詐騙行為中有方法的不同或者對他人的利用以及對第三方的欺騙，但是均不涉及對其他法律權益的損害，即為單一客體。同時，詐騙罪的本質特征在于被害人(包括財物所有人、管理人以及其他占有人)基于被欺騙自愿交付財物的行為，這種基于被騙交付財物的自愿性也是詐騙類犯罪罪區別與其他罪的通說基礎，而訴訟詐騙所欺騙的對象是法院，法院并不是財物的所有人、管理人或占有人，對于財產所有人來講，財物的被侵奪其原因不是自己被欺騙，而是基于法院被欺騙后用國家強制力強行將自己的財物執行與他人。人民法院對被騙財產并沒有所有權，也沒有任意處分他人財物的權力，只不過是基于受欺騙以生效判決為基礎強行將他人財物執行與行為人，這與詐騙罪的特征顯然不符。同時也不宜將訴訟詐騙歸入三角詐騙的行為類，三角詐騙只是詐騙方式的不同，其他特征仍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三角詐騙的直接被欺騙人雖然不是行為的所有人，但此人也應該是財產的管理人或合法占有人，而且財產的所有人并不對此知曉，否則詐騙也不能順利實施。有人將此解釋為詐騙行為“間接正犯”④，即通過欺騙人民法院來取得他人財物的過程中法院就變成了間接正犯中的被利用者角色，但該解釋的一個疏漏在于對間接正犯的理解的偏差，應該說間接正犯利用他人所實施的犯罪絕大多數都是欺騙實際行為人來實施的，但是構成的罪卻各不相同，例如一個意圖投毒殺人的人將毒藥謊稱是治病的藥讓被害人的家人給被害人服用的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欺騙一個年幼無知兒童去盜拿他人價值較大的財物則構成盜竊罪，其中均有欺騙行為，但卻因行為目的和被利用人的行為方式不同而罪名不同，間接正犯的罪名確定在于利用者的意志因素結合其促使被利用者實施行為方式的結合，不能僅因為對被利用人的欺騙意志而歸為詐騙罪，否則絕大多數的間接正犯犯罪行為均可被定為詐騙罪。同時，詐騙罪(包括三角詐騙)的侵害法益只是他人的財物所有權，而訴訟詐騙所侵害的是人民法院的司法權威和他人的財物所有權雙重法律權益，所以這也與通說的詐騙罪只侵害他人財物所有權的單一客體情況相去甚遠，而且對人民法院的訴訟秩序，即人民法院的司法權威和聲譽的侵害往往更嚴重，在對該類行為的歸類上決不能歸入以侵害財產為犯罪客體的詐騙罪中，從罪、責、刑相適應的角度看也不應用僅憑數額定罪量刑的普通的詐騙罪來處理，例如，行為人利用人民法院詐騙了他人數額較小的財物，但是對人民法院權威和聲譽造成的極大負面影響以及訴訟資源的浪費遠較給受害人造成的損害更為嚴重，如果定詐騙罪，往往沒有辦法來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即使追究也會因定性為詐騙罪造成罪、責、刑不相符的情況，同時如果定性為詐騙罪就會出現把對人民法院訴訟秩序的侵害該法律權益為侵犯財產的法律權益所吸收，出現犯罪侵害權益保護本末倒置的情況，所以訴訟詐騙并不應歸類或解釋為普通詐騙罪。其次，訴訟詐騙行為也不應定為敲詐勒索罪，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財物所有人或保管人使用威脅、要挾等方法，勒索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⑤該罪的著重點在于對受害人的精神強制，如以揭發被害人的隱私相威脅等，即受害人交出財物是基于法外力量的威脅，而且該威脅是違法的，而不是人民法院審判和強制執行力的威脅，更重要的是敲詐勒索的威脅方式并不是直接強行占有財物或利用他人強行占有財物，而是基于內心的恐懼“自愿”交出財物，否則就是搶劫行為，但訴訟詐騙確是利用了人民法院的強制執行力為基礎編造假象強行由法院執行到他人財物然后交與行為人，這與敲詐勒索理論在侵害的法益和客觀方面等均有本質區別，該觀點的偏差在與將人民法院的審判權和強制執行力看作對財物所有人的威脅，而沒有看到訴訟詐騙的得逞往往在于人民法院公開的執行行為，該行為并沒有對被害人造成恐懼心理，自愿交出財物，而是其背后的國家強制執行權以及執行行為。持該說的觀點基礎同樣著眼于用間接正犯的理論來解釋，但間接正犯區別與實行犯的僅在于利用行為，除此之外的要件必須符合該犯罪構成，否則會導致違反罪行法定原則。

我們從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解釋即第二種觀點中可以發現一個隱含的觀點，即該行為不能歸入詐騙罪等侵害財產罪類中，在訴訟詐騙中凡是其行為符合妨害司法罪的或偽造公文、印章罪的依其觸犯的相關罪處理，如果沒有以上行為，則不能定罪處罰。但是對于此類行為，因為其侵害的不僅是被害人的財產所有權，而且即使人民法院發現錯誤后對此進行了糾正，對人民法院的司法權威和聲譽的損害卻是無法估量的，主觀惡性以及社會危害性遠比普通詐騙罪或敲詐勒索罪的危害大的多，對其僅給予司法拘留、罰款或依其行為所觸犯的罪處罰有違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僅依手段行為定罪的“解釋”實為認為對該行為不能歸入其他罪的原則基礎上退而求其次的一種選擇。在立法上有必要對此予以單獨定罪量刑，對因為訴訟詐騙行為而導致人民法院判決的得出作為犯罪的既遂，而意圖詐騙的數額可以作為量刑的情節。鑒于該類行為侵害客體的雙重性和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對該罪的法定刑也應比詐騙罪或偽造證據罪處罰的法定刑略重較為合理。

第二，“訴訟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和罪責分析

訴訟詐騙應予獨立定罪的原因在于其獨有的犯罪構成要件和應予刑事處罰的社會危害性，訴訟詐騙行為構成訴訟詐騙罪的構成要件為：1，行為人主觀上是意圖通過對人民法院的欺騙、蒙蔽非法獲取他人的財物，意志因素是對他人財物的非法占有，意識因素是對人民法院在訴訟中進行欺騙。2，行為人主體上應該是民事訴訟的原告方或被告方或和一方共同實施偽造證據騙取他人行為的案外人，多數應為原告，被告作為主體應為在提起反訴的情況下成立。3，侵害的法律權益，行為人通過偽造證據在民事訴訟中實施詐騙侵害的法律權益是人民法院的訴訟秩序和他人的合法財產權益。但鑒于人民法院的司法權威和聲譽的重要性將該類行為歸入妨害司法罪中較為適宜，即不以數額而以情節作為定罪的基礎。4，本罪的客觀上表現為，偽造證據或指使他人做偽證，以期意圖通過蒙蔽人民法院來不法獲取他人的財產，偽造證據包括偽造本不存在的證據或使用本該作廢的證據等行為，如還款后應交還的欠條或涂改證據。欺詐行為的前提是侵害對象與行為人沒有任何債務關系存在，包括已過訴訟時效的債。

建議對訴訟詐騙行為單獨定罪量刑的根本出發點在于該行為的嚴重社會危害性和構成要件的特殊性，故對此行為必須予以刑法規制。訴訟詐騙行為嚴重侵害了人民法院的訴訟秩序和當事人的財產所有權，是市民交往中對誠實信用規則的最大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是市民社會中的首要原則，也是民事法中的“帝王原則”，對于嚴重的訴訟詐騙行為，如果僅以妨害民事訴訟為由予以相應的司法處分必然違背刑法的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例如某人利用他人還款后未收走的借條又進行起訴，對方因為提不出反駁的強力證據致敗訴，如被執行，則不僅兩次啟動法院的訴訟活動，而且對當事人的權益很可能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唯一的途徑是寄希望于上訴或再審。但是如果上訴沒有成功或沒有其他新證據啟動再審，則對當事人造成的損害甚至不亞于被搶劫行為所造成的危害，其他類犯罪行為受害人本可以通過司法機關來尋求正義，但是訴訟詐騙一旦成功，則很難寄希望于司法機關挽回損失，被害人必然對司法機關的信任度降低，對社會道德、法律規則的極大不信任，甚至造成對訴訟詐騙行為的變相鼓勵，結果會導致經濟交往中訴訟詐騙行為的有增無減，嚴重危害社會經濟的正常流轉，也會對以誠實信用為核心的社會道德規則造成潛在的破壞。即使人民法院通過再審或上訴審對此行為得以識破，對人民法院司法權威和聲譽的損害也是現實存在的，同時對人民法院的訴訟資源也造成極大浪費。這種危害的結果遠較普通詐騙罪嚴重，對其單獨定罪量刑也是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必然要求。如果對其僅以詐騙罪、敲詐勒索罪或者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予以處罰，不但違背犯罪構成基本理論，容易造成實踐中定罪量刑的混亂，而且也有違刑法的結構體系。所以將其單獨定罪量刑符合刑法對社會的調整要求和刑法滯后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