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刑法理論過去多注意研究慣犯，而對集合犯則少人問津。考慮到修訂的刑法取消了慣犯的規定，而在刑法理論上，常業犯、常*犯、慣犯、職業犯、營業犯等包括在集合犯中，因此，刑法中集合犯的法律規定應當納入研究的視野。但討論集合犯，有必要首先考察和借鑒海外刑法理論中集合犯理論的論述。

在海外(主要是大陸法系國家如德國、日本等)的刑法理論中有集合犯的概念。其理論主要在兩個方面涉及到集合犯：一是在必要共同犯罪形式中。如日本學者認為：“所謂集合犯罪，是指犯罪的實行以多數人的協力為必要的共犯的形式之一，要求多數人的協力向同一目的(方向)集中的犯罪。”二是在罪數形態理論中。如：“集合犯，是指構成要件在性質上，預定有數個同種行為反復實施的情況，但即使數個行為反復實施，全部被包括在一罪中。”“集合犯是構成要件本身預想有數個同種類的行為。例如常*犯的場合，常習賭博者即使實施數次賭博行為，只能構成常習賭博一罪。又營業犯的場合，即使反復實施未經準許的醫業行為，仍不過是成立未經準許醫業罪一罪。”德國刑法理論中也是在此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如李*特說：“屬于法學上行為單數概念的還有所謂的集合犯。它是指出于一個犯罪故意而實施數個行為、科處一個刑罰的犯罪。”受德、日刑法理論的影響，中國臺灣理論界對集合犯也有相同認識。例如：“集合犯為必要的共犯之一種。即集合多數人，以同一目的而為共同行為之犯罪”;“刑法分則中集合某種有慣常性之行為，認為成立特殊一罪者，學理上謂之集合犯。”

顯然，上述兩種對集合犯的界定，認識問題的角度不同，前者是指“人”的聚合，后者則是“行為”的積聚，以至于得出完全不同的概念。誠如日本學者指出的：“集合犯罪一詞，也是必要共犯的一種，用于指集合的犯罪或者集團的犯罪，不過這完全是另一種意思了。”那么，集合犯在犯罪論中應當在共同犯罪中還是罪數形態中去研究呢。我們認為，集合犯的概念雖然涉及到共同犯罪，也涉及罪數形態，但是，從研究集合犯刑事責任的角度看，罪數形態是問題的主要方面，在此探討集合犯比較適宜。

首先，在刑法理論上，為區別共同犯罪中的集合犯與罪數形態中的集合犯，日本學者將前者稱為“眾合犯”，后者稱為“集聚犯”，但是絕大多數的文獻是在罪數形態的理論中使用集合犯這一概念，而在共同犯罪中主要使用“眾合犯”這一概念，已成為通行的研究做法。其次，在共同形式的犯罪中涉及人的“聚合”的“集合犯”時，“共同”之意本身是明確的，不存在是“集合”而非“共同”的問題。換言之，在理解共同犯罪中的“集合”時，可以是指：“許多分散的人或物聚在一起。”說明在此“集合”一詞本意具有“共同”含義。但是，就中國刑法的規定，結合共同犯罪的理論，即使符合“集合”之條件，但未必都構成共同犯罪。例如，中國刑法以首要分子為構成要件的犯罪，其犯罪構成又是以行為的共同形式為犯罪處理必要要件的，但是，當法律規定只處罰首要分子而不處罰參與者，則只能說是“集合犯”但不是共同犯罪。所以，集合犯概念的原本意義是解決行為與罪的單復問題，誠如李*特所說：“……使用了集合犯之概念，部分地作為構成刑罰事由的情況，使輕微之犯罪不予處罰，部分作為相對于較輕處罰的輕微犯罪的加重處罰事由。”

在日本刑法理論界，罪數形態涉及集合犯時，通常是在廣義的“包括的一罪”中予以討論。但是，“‘包括的一罪’并不是成文法的概念，而是通過判例逐漸形成的。由于這個原因，究竟什么是包括的一罪，它包括哪些罪數形態，在他們學者中間說法不一。臺灣學術界受此影響，情形亦大體一致。”但是，這并不影響我們對其理論中合理內容的借鑒。

中國大陸刑法理論界，雖然對集合犯研究的不多，但從學者對集合犯的探討來看，主要有三種觀點。一種觀點對集合犯基本上持否定的看法，認為大陸法系的理論因對集合犯的范圍、種類看法不一，所以，集合犯理論尚欠系統和成熟，為避免集合犯理論的弊端，在罪數形態理論中，作為罪數研究對象的不應是集合犯，而是慣犯。另一種觀點認為，可以適當借鑒集合犯的觀念以解決實踐中不能以慣犯論處的情況。認為：“行為人多次實施犯罪的，屬于慣犯，作為一罪處理。如果行為人只實施了二、三次犯罪，不符合慣犯特征的，如何處理?作為一罪，缺乏理論根據;作為數罪，顯失公平。因為同種性質的犯罪，多次實施的為慣犯，是一罪，實施次數少反而成為數罪，明顯不合理。這說明，如果僅僅討論慣犯的問題，不足以解決這些犯罪的全部問題，起碼遺留了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所以，我們主張-援用集合犯的概念解決這些問題。只要行為人基于特定的犯罪目的，實施犯罪的，無論實施多少次犯罪行為，都視為一罪。行為人實施一次犯罪的，是一罪;行為人實施多次犯罪行為的，也是一罪，無非從重或者加重處罰。”第三種觀點則持肯定的認識，認為以往刑法中對慣犯的規定，就是對集合犯的規定，只不過中國理論界對此以慣犯來研究罷了。第二種和第三種觀點均有可取之處。理由是：

1·從刑法理論發展的需要看，認為因理論上對集合犯存在的不同觀點多，尚不成熟，因而不必借鑒大陸法系集合犯理論的認識是不正確的，因為嚴格的說，不存在沒有爭論的理論，正是因為有不同的觀點的爭論，才使理論得到發展。對于慣犯，中國刑法修訂前因尚有若干罪名，需要對慣犯進行研究。但是，在理論上慣犯就是集合犯的一種，這是共識。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刑法上的常業犯、常*犯、慣犯、慣行犯、職業犯、營業犯等可以包括在集合犯中，它們都是集合犯的具體形式，……故集合犯是學理上的一個總稱，它概括因慣習傾向、反復實施同種行為的各種具體形式的犯罪。”所以，既然刑法理論上存在著集合犯的理論，就有必要對其予以研究。

2·從慣犯在實踐中的適用看，由于慣犯在刑法中只有法定少數的幾種，涉及面狹窄，同時，事實上存在著對不符合慣犯、連續犯特征的數個犯罪行為，作為一罪處理，缺乏理論根據：作為數罪顯失公平的問題。在刑法修訂后，現行刑法已經刪除了“以走私、投機倒把為常業的”、“慣竊、慣騙”和“一慣……制造、販賣、運輸前款毒品的”規定，僅保留了“以賭博為業的”即常業犯的規定，而常業犯包括在集合犯的概念中，故可以說中國刑法已刪除了對慣犯的規定。

3·從現行刑法的具體規定看，大量規定的是屬于集合犯的犯罪，例如，刑法第140條至148條規定的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第333條第1款規定的非法組織賣血罪;第336條規定的非法行醫罪等等，均具有集合犯的特征，而非慣犯。正是根據這種情況，我們認為，應當對集合犯予以探討，作為營業犯的只是集合犯中的一種。

關于集合犯的概念，在借鑒的前提下，中國刑法學界目前有三種表述。一是認為，“所謂集合犯，是指反復實施同種犯罪行為，或者雖然只實施一次，但確有反復意圖，因而概括地評價為一罪。”第二種則表述為，“集合犯是指行為人基于特定的犯罪目的，反復實施同種性質危害行為的犯罪形態。”第三種認為，“集合犯是指以一定的意思傾向，反復實施同種犯罪行為，依法律特別規定，成立一罪的犯罪。”

上述三種對集合犯概念的表述，共同表明集合犯具有下特點：第一，行為人客觀上反復實施同種行為;第二，主觀上具有反復實施同種行為的意思;第三，只成立一罪。區別在于：第1種表述，強調雖然只實施一次，但確有反復實施意圖，同樣是集合犯，而第2、3種表述并沒有說明集合犯的這一特點。我們認為，所謂集合犯，是指行為人具有實施不定次數的同種犯罪行為營利的犯意傾向，但即使實施了數個同種犯罪行為，刑法規定仍作為一罪論處的犯罪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