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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
期待《刑訴法》第二次大修不負時代和民眾
《刑訴法》兩次大修之間的這15年，是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深刻變遷的15年，而作為程序法的《刑訴法》，和其他不少法律一樣，呈現出對現實變化的某種不適。200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刑事訴訟法》實施狀況進行了一次執法大檢查，結果暴露出我國刑事訴訟中長期存在的三大痼疾：刑訊逼供、超期羈押、律師辯護難。
盡管針對律師辯護難，我們已經有專門的《律師法》來保障律師的正當執業權利，但由于《律師法》和《刑訴法》的互不銜接和權力機關的慣性思維，導致司法實踐中，律師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依然成為困擾律師執業的嚴重問題。又如關于刑訊逼供，最高院、最高檢等五部門于2010年曾經出臺了《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明確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屬于非法言詞證據”，“經依法確認的非法言詞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但其法律效力和意義顯然不能和作為法律文本的《刑訴法》相提并論。
從專家披露的《刑訴法》大修的幾大亮點看，無論是“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入法，還是明確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辯護人身份、明確律師會見不受監聽既包括不受技術監聽也包括偵查人員不在場，除例外情況下律師可憑“三證”會見當事人等，都是對已經發現的紕漏的糾正，代表著對現實的回應。雖然跳出法律條文，在更廣闊的背景下考查，我們仍然可以認為，即使經過《刑訴法》的此次大修，也未必就能一勞永逸地杜絕刑訊逼供現象和充分落實律師為法律所規定的執業權利，實現這些目標還需要其他配套措施的跟進，但《刑訴法》中體現的程序法治和人權保護原則，終究會滲透乃至影響既定的法律文化。
留意一下，本次《刑訴法》大修還標志著我國刑事訴訟制度向現代化與國際化邁出了堅實步伐。除了“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和確保辯護權落實，本次《刑訴法》大修的另外兩個亮點即“近親屬可拒絕作證”和“可采取監聽等手段”也引起了熱烈的討論。
“近親屬可拒絕作證”的規定可追溯到傳統儒家宣揚的“親親相隱”，因為意味著法律與人倫的沖突，即使是在傳統社會中，“大義滅親”也存在著爭議。而在打開國門之后，我們才發現被視為宗法社會原則的“親親相隱”居然在英美和大陸兩大法系中都可以找到，這就是親屬拒證權。親屬拒證權的價值基礎十分明晰，如果無法否認家庭是社會的元細胞，則以犧牲家庭的和諧為代價是否能夠換來社會的和諧？親屬拒證權在《刑訴法》中的實現，無疑有助于維護家庭和社會的基本秩序，并體現出法律的人道色彩。
為有效打擊犯罪，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未排斥強力機關使用監聽手段，現在《刑訴法》大修的任務是將其納入法定的軌道，這仍然契合《刑訴法》與國際接軌的趨勢。
然而由于與其他偵查措施相比，監聽對公民權利的損害更大也更不易覺察，我們又不能不說，單獨依賴《刑訴法》來對監聽進行規范似乎力有未逮。參照其他國家的經驗，關于監聽多有專門的立法，監聽的范圍、期限、適用條件、具體程序、監聽資料的使用與處理、被監聽者如何得到法律救濟等方面均有極為嚴格之規定，而這么多內容，肯定不是一部《刑訴法》可以容納的。在其他立法沒有跟上之時，僅僅在《刑訴法》中明確國家機關可使用監聽手段，也許是個值得商榷的問題。
毫無疑問，《刑訴法》大修的動機是為了加強程序對權力的規制，豐富程序性制裁與救濟的手段。我們盼望立法機關最終捧出的就是這樣一部不辜負時代和民眾期待的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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