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上述觀點不但有悖法理，而且與國際立法潮流甚為不符，甚至與我國現有司法解釋亦背道而馳。

一、“訴訟時效沒有起算”論的依據

上述觀點所援引的法律主要有兩條。其一是民法通則第八十八條第(二)項：“履行期限不明確的，債務人可以隨時向債權人履行義務，債權人也可以隨時要求債務人履行義務，但應當給對方必要的準備時間。”其二是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七條：“訴訟時效期間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起計算。但是，從權利被侵害之日起超過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

他們結合這兩條條文解釋認為，既然欠條沒有約定不定還款時間，則債權人隨時可以要求債務人返還，而法律沒有對“隨時”進行任何限定，權利人愿意什么時候提出要求都應允許;既然債權人沒有提出返還要求，不管過了三年、五年不是十年，只要他不提出返還要求，就表明債權人繼續愿意借給債務人使用，在這一期限內，債權人的權利并沒有受到任何侵害，因而訴訟時效無從起算。

他們因此得出結論：對于沒有約定還款期限的欠條，無論何時提起訴訟，都不應判決其已過訴訟時效，從而不應駁回其訴訟請求。

然而，這種理論沒法解釋的是：既然訴訟時效沒有起算，何以就應適用二十年的訴訟時效?因為二十年的訴訟時效仍須有個“起算”問題，只是起算時間有所不同，是“權利被侵害之次日起”，權利被侵害之日起超過二十年，權利人仍不知其權利被侵害的，說明這項權利對權利人并不重要，法律就沒有必要再保護了。按照上述觀點推論，既然債權人不提出請求就是愿意繼續借給使用，就無所謂、有存在權利被侵害問題;既然不存在權利被侵害這一法律事實，那么，也不應適用二十年的最長時效，二十年后、三十年后也不應過時效，甚至也還未開始計算時效。從而可以合乎邏輯地推論：沒有約定還款期限的欠條，根本上不應適用訴訟時效規定，而應完全排除訴訟時效規定對這一情況的適用。

這實際上是認為訴訟時效制度的適用可以有例外。顯然，這是違背民法關于訴訟時效的立法本意的。

二、訴訟時效制度的立法本意

訴訟時效是指權利人在一定期間內不行使請求人民法院保護其民事權利的權利即喪失該權利，人民法院對其民事權利不再予以保護的制度。

時效制度最初來源于羅馬法。訴訟時效制度的立法愿意，是要促使權利人及時行使權利，避免“躺在權利上睡覺”的現象產生，以維持民事關系的確定性和穩定性，節省司法資源。既然過了一定期限，權利人仍未行使權利，致使沒有中斷時效的事實出現，這說明該項權利對權利人來說并不重要，法律就沒有必要長期到其進行保護。總而言之，訴訟時效的起算，須以“可以行使權利(請求權)而不行使”這一法律事實為合理前提。否則，訴訟時效不應起算。

最長時效亦如此：既然二十年了，權利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權利被侵害，說明該項權利對權利人并不重要，法律就無須進行保護。

正因為如此，古今中外，法律無不規定行使權利有一定的期限。至于時效為多長，各國法律規定有所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是：訴訟時效適用于一切權利的行使，沒有任何例外。訴訟時效允許在一定條件下予以延長，但不允許完全排除適用。

就我國法律規定而言，規定有一般訴訟時效，最短訴訟時效及最長時效。既然規定了訴訟時效，那么判案時，就應當嚴格遵守，禁止在訴訟時效是否適用的問題上行使“自由裁量權”。所以，訴訟時效制度不應有任何的例外。

三、各國(地區)法律對沒有履行期限的訴訟時效起算規定

我國民法通則沒有專門針對“沒有履行期限的民事權利”訴訟時效如何起算的規定。對一般訴訟時效，其起算只作了“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起算”的原則性規定。在不違背我國法律規定的前提下，參照國外立法，可以更清楚訴訟時效制度的立法意圖。

《日本民法》規定，“消滅時效，自取得行使權利之時起進行之”;這里說的“消滅時效”，大致相當于訴訟時效。《捷克斯洛伐克民法》規定，訴訟時效期限“從權利能夠第一次行使之日算起”;《蘇俄民法典》中明文規定，“訴訟時效的期限從訴權產生之日算起;訴權從當事人得知其權利遭受侵犯之日起產生。”目前在我國臺灣地區仍生效的《民法》第一百二十八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

從上述各國(地區)法律對時效起算的規定不難看出，基于訴訟時效設立的目的，只要有“權利人有權利而不及時行使”這一事實出現，訴訟時效即應當開始起算。如果權利人雖然有權利或者訴權，但由于種種客觀原因無法行使，則不應起算。畢竟，權利人并沒有“躺在權利上睡覺”。例如，權利人雖然知道自己的權利受到侵害，但如果不知道誰是侵害者，沒有辦法行使權利時，訴訟時效仍然未開始計算，等到權利人知悉誰是侵害人時，訴訟時效已過，這顯然不公平，也不符合訴訟時效的立法宗旨。

我國訴訟時效的立法明顯受蘇聯影響，規定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之日”起算。這給司法實踐帶來一定困難。因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均是一種純粹的主觀心理狀態，不管由誰來負舉證責任，都存在很大的困難。這使得法院在訴訟時效起算時間的認定上，帶有很大的隨意性。我國立法并未考慮到，當“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自己的權利被侵犯，但由于客觀原因無法行使權利時，應當如何處理。這是我國訴訟時效立法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地方。

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宜將訴訟時效的起算時間解釋為“從權利可行使時起計算”，這樣更符合訴訟時效制度的精神實質，也較為具有可操作性。

四、應從民事行為成立之次日起算的理由

我們認為，訴訟時效的起算時間，應以權利人何時可以行使權利為準。具體而言，對約定有還款期限的欠條，其訴訟時效應當從履行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計算(因為履行期限屆滿前，權利人仍未能行使訴權);相應地，沒有約定還款期限的欠條，其訴訟時效應當從該行為成立之次日起算。主要理由如下：

(一)按照民法通則及合同法的規定，沒有約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或者債務，債務人隨時可以履行，債權人也可以隨時要求債務人履行，但必須給予必要的準備時間。按照這一規定，沒有約定還款期限的欠條，債權人自債權成立之日起，即可向債務人要求履行，即可行使債權。從出具欠條的次日起，有權利而不行使的法律事實已經出現，訴訟時效即應當從次日起算。

(二)我國法律雖然沒有專門針對沒有履行期限的債務訴訟時效何時起算的規定，但參照各國的立法慣例，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民法均有明確的規定，即對于沒有履行期限的債務，訴訟時效應當從債務成立之次日起計算。這些規定符合訴訟時效的立法宗旨，即可以對“躺在權利上睡覺”的行為進行有效的約束。

(三)這與“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的訴訟時效起算規定并不矛盾。既然債務人隨時可以履行，可以履行而不履行，就應當視為侵害了權利;既然法律規定債權人“隨時可以要求履行”，而債權人又明知債務人可以履行而不履行，則債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自己的權利已經被侵害。值得注意的是，當事人不行以不懂法律有此規定為由，主張自己并不知道權利被侵害。

(四)這一解釋符合我國有關的司法解釋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債務人在約定的期限屆滿后未履行債務而出具沒有還款日期的欠條訴訟時效期間應從何時開始計算問題的批復》(1994年3月26日)中提到：“據你院報告稱，雙方當事人原約定，供方交貨后，需方立即付款，需方收貨后因無款可付，經供方同意寫了沒有還款日期的欠條。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四十條的規定，對此應認定訴訟時效中斷。如果供方在訴訟時效中斷后一直未主張權利，訴訟時效時間則應從供方收到需方所寫欠條之日的第二天開始重新計算。”這一規定雖然不是專門針對“沒有約定還款期限的欠條”而作的司法解釋，但其中涉及的主要內容，完全適用于這一情況。

綜上所述，只有將沒有還款日期的欠條的訴訟時效起算時間定位在“行為成立之次日”，才符合訴訟時效的立法宗旨，才符合國際立法慣例，才符合我國有關司法解釋的精神，從而也才能對其法理作出相應的合理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