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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
人大代表罷免該怎樣運行
這些非正常原因何以產生，并使得“選民們”對于人大代表們欲“罷”不能呢？迄今為止的大多數評論僅停留在致敬和號召層面；一些法律分析涵蓋了罷免的過高門檻、罷免中法律程序的缺失以及地方性法規中違背上位法精神為罷免所設的前置程序等；少數觀點涉及系統工程，認為是一開始選舉的不夠民主導致現如今罷免也難民主。
近年我在一些縣區人大所做的實證調研顯示，我國地方人大代表制度存在著“顯規則”和“潛規則”的二元標準：應然的人大代表制度設計采取的是多元主義（pluralism）的區域性代表制標準（表1），但實然的人大代表結構構成則體現出組合主義（corporatism，也譯作法團主義）的職業性代表制特征（表2）。
據我訪談一些區縣人大代表工委負責選舉具體操作的官員，如此組合主義的代表比例分配并非僅僅是最終選舉結果統計，也是選舉前既定的選舉工作指導方針。換言之，地方人大代表的產生，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一個在適當放開的選舉環境下，自上而下有針對性地選拔出各個社會領域代表的“醞釀”過程。也就是說，罷免亦然。
其一，限制“專職代表”。專職代表，意味著代表脫離原來的生產單位，即脫離了原來的社會領域、既定的職業功能團體，成了“無組織”代表，這與組合主義代表制度相左。
其二，叫停“代表工作室”。代表設立工作室，雖是為了更直接地了解選民利益需求，然而這又與組合主義代表制中的既定的利益表達機制相沖突。組合主義代表制中，人們利益的收集和反映，應當基于有針對性劃分的職業功能團體及其所形成的社會領域。代表不應“無序”地將網撒向原子個人，而應“耕好”其自身隸屬的特定職業功能領域內的“一畝三分地”。于是，新代表法“恰好”應了組合主義代表制的要求，規定“代表不脫離各自的生產和工作崗位”，而且“代表在閉會期間的活動以集體活動為主，以代表小組活動為基本形式”（第5條；第20條）。
其三，新代表法第4條第1款，明確規定代表們有義務“在自己參加的生產、工作和社會活動中，協助憲法和法律的實施”，正好體現了組合主義對代表的履職期許：協助憲法和法律、相關政策文件在各自社會領域內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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