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由于南阜鐵路和南阜高速公路的建設，李家5.3047畝承包地分別于2008年和2010年兩次被征用，李家共獲得補償款170433.1元。賠償金分配如下：李某夫婦鄒某領到81400.58元；李某的兒子李忠領到剩余的89032.52元；李某的女兒李某（1999年出嫁）沒有領到。經查，李某的女兒李某是土地承包經營證上的共有人之一。在土地被征用之前，土地承包經營證的共有人保持不變。此外，經查，李某1999年結婚后，未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

現在李某以得不到補償為由向法院起訴，要求參與分配征地補償款。在本案中，對已婚女兒李某是否有權獲得土地補償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條的規定：“在承包期內，婦女結婚后在新居未取得承包地的，用人單位不得收回原承包地，“本案原告李某雖已結婚，但未取得結婚土地上的承包地，不影響其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資格原來的集體經濟組織。作為被征收土地的共同承包經營權人，她應當獲得土地上的土地補償。另一種觀點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條規定，“家庭承包人是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原告李某因婚姻原因進入其他集體經濟組織，他把戶口遷到了一起，所以他當然成為了新的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她和丈夫在公公婆婆承包的土地上共同工作，因此她應該失去原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資格，不應該得到原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補償。對上述爭議，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理由如下：

首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條的規定，家庭承包人是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只有同時具有合同所在地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和農村承包人家庭成員的人，才能對有爭議的土地享有全部權利。中國的國情是土地少，人口多，土地資源有限。因此，在兩輪土地承包中，集體經濟組織基本上沒有儲備流動土地，也沒有多余的土地對已婚和剛出生的人進行重新分配。他們始終堅持大穩定、小調整的原則，即增加人口而不增加土地占有量的原則，已婚婦女應有土地耕種，這相當于已婚婦女的土地占有量。土地的集體再分配不能視為對已婚婦女重新分享土地的承認。李的情況正好符合這種情況。她已成為新的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但由于國家法律的規定和國情的限制，她在理論上仍然保留著原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此外，根據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當前民事審判若干法律問題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四十五條的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認定標準應當是形成相對固定的生產生活，并以依法在所在地登記戶口為形式要件，以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村土地是否需要基本生活保障為要件，這是判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取得與否的標準。李某在丈夫家住了十多年，戶籍已經遷到了新的集體經濟組織。顯然，她已經達到了失去原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獲得新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標準。

其次，《意見》的相關規定對指導解決已婚婦女是否有權獲得土地補償等問題具有現實意義。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的有益補充。尤其是類似案件呈增多趨勢，現行相關法律法規不完善，導致重慶市法院在司法實踐中判決不一，嚴重損害了法院判決的權威性和法院的公信力。因此，借鑒重慶高院在司法實踐中的指導意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法律依據。此外，參照重慶市《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實施辦法》第九條規定：“下列新農村居民屬于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一）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新子女；（二）因合法的婚姻關系和收養關系，使李某完全符合了新集體經濟組織的要求，進而喪失了原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身份。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條規定：家庭承包人是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只有同時具有爭議承包地所在地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和農村承包經營者家庭成員的，才能享有爭議承包地的全部權利。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原告李某明顯喪失了原土地補償的資格，法院應當駁回李某的訴訟請求。作者：邢二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