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另案刑事案件被告人饒某于2011年6月隱瞞其背負巨額債務無力償還的真相，以支付高額利息為誘餌，騙取來某、吳某等人以其名下房產作抵押，以其實際控制的某煤炭公司的名義，虛構貸款用途，與某銀行簽訂了流動資金借款合同，貸款1300萬元，并辦理了抵押登記。至案發時，某煤炭公司除支付某銀行利息56萬元，并支付受害人來某利息26萬元、吳某利息25萬元外，所欠某銀行的本金未還。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被告人饒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隱瞞履約不能真相，騙取銀行、擔保人信任，騙得擔保人擔保及銀行貸款，其行為分別構成貸款詐騙罪、合同詐騙罪，依法判處其無期徒刑。

該刑事判決生效后，某銀行以金融借款合同糾紛為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判令：某煤炭公司向其償還借款本金1300萬元及未付的利息，對擔保人來某、吳某用于抵押的房產在其各自擔保的主債權范圍內享有優先受償權。某煤炭公司未作答辯。擔保人來某、吳某則抗辯認為，案涉的貸款事實已經法院確認系饒某的犯罪事實，故自己無須承擔擔保責任。

【分歧】

本案爭議的焦點在于，當金融借款合同糾紛的案件事實已被認定為犯罪事實的情況下，對民事部分如何處理。歸納起來主要存在以下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基于案涉借款及擔保的事實已被認定為犯罪事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一條“人民法院作為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經審理認為不屬經濟糾紛案件而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駁回起訴，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的規定，故應裁定駁回某銀行的起訴。

第二種觀點認為，應認定作為主合同的金融借款合同無效。根據我國擔保法的規定，主合同無效，則擔保合同亦無效。根據擔保人的過錯，由其在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的三分之一的限額內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某銀行對擔保人來某、吳某提供的抵押物不再享有優先受償權，應駁回某銀行的該項訴請。

第三種觀點認為，刑事案件的處理并不影響民事案件中對合同效力的認定，某銀行主觀上并無與饒某惡意串通騙取擔保人來某、吳某為某煤炭公司擔保的故意或重大過失，來某、吳某為獲取資金收益而提供擔保，對某煤炭公司不能清償債務給自己帶來的法律風險是明知的，故案涉的借款合同及抵押擔保合同均應當認定有效。某銀行對擔保人來某、吳某提供的抵押物依法享有優先受償權。

【評析】

筆者贊同第三種觀點。

傳統的審判思路一直堅持“刑事優先、先刑后民”的理念，但目前這種“先刑后民”的價值合理性越來越受到質疑，認為與現代法治理念不符，不易作為一項司法原則來強調，其結果往往是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無法通過民事訴訟途徑得到及時救濟。本案中，擔保人來某、吳某為從饒某處獲取高額利息而提供抵押擔保，且已從饒某處各自獲得26萬元、25萬元的收益，如因法院裁定駁回原告起訴而無須承擔任何擔保責任，而某銀行本可以通過行使抵押權獲得司法救濟的合同目的卻無法實現，這于情于理均不符。目前司法實踐中擔保人為了“脫保”先以債務人或實際控制人涉嫌經濟犯罪為由向公安部門報案，一旦立案便利用司法程序規避其擔保責任的現象頻發，暴露出這種“先刑后民”的弊端。

行為人涉刑并不能一概否認合同的效力。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在立法價值和功能上都具有自己的個性，民事法律完全可以從自己的價值衡量角度對合同效力進行評價，并且依據立法精神，為維護交易安全、構建誠信市場體系，司法實踐中也應從嚴把握合同無效的尺度和標準。一般情況下，除非有確鑿證據證明貸款人與借款人存在惡意串通，引誘擔保人提供擔保或損害相關權利人的利益時，可以確定該主合同無效，擔保人無須承擔擔保責任。對于惡意串通的認定，考慮到金融機構從事貸款業務的專業性，可以對其課以較一般民事主體更重的評價標準，避免銀行等金融機構濫用其簽約的強勢地位損害擔保人或其他利益關聯人的合法權益，督促其盡到對貸款申請資料的謹慎審查義務。

從可撤銷合同的角度解決涉刑的金融借款擔保合同的效力，符合合同法的立法本意。我國合同法對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賦予合同相對人可撤銷權，權利人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取向決定合同是否有效。債務人在向金融機構申請貸款時，金融機構一般會要求債務人提供用于證明其經濟實力的申請資料。但從合同訂立角度講，提供貸款申請資料并不構成金融借款合同成立的要件，即使債務人為達到貸款之目的可能會提供虛假的證明資料，也只是金融機構用于評價其行為是否符合可撤銷合同中具有欺詐惡意的主觀性要件。因此，由作為合同相對人的金融機構根據其利益取向主張合同是否有效，相較裁定駁回起訴或認定合同無效而言更妥當些。

作者：張*磊

(作者單位：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人民法院)

來源：人民法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