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處罰法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規定：“行政處罰決定依法作出后，當事人應當在行政處罰決定的期限內予以履行”、“當事人對行政處罰決定不服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的，行政處罰不停止執行，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行政復議法第二十一條和行政訴訟法第四十四條也分別規定，行政復議期間、訴訟期間，不停止具體行政行為的執行。行政處罰法第五十一條又規定：當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處罰決定的，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行政機關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許多行政執法人員據上述規定認為：只要當事人在行政處罰決定的期限內沒有履行行政處罰決定，作出處罰決定的行政機關就可以隨時向人民法院提出強制執行申請，而人民法院就應予執行，不管當事人是否已申請復議或提起訴訟。

然而實踐中，人民法院對這種執行申請卻一概不予受理，其依據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八十八條“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其具體行政行為，應當自被執行人的法定起訴期限屆滿之日起180日內提出”(即被執行人的法定起訴期限未滿則不能提出強制執行申請)和第九十四條“在訴訟過程中，被告或者具體行政行為確定的權利人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被訴具體行政行為，人民法院不予執行”的規定。一些行政機關及執法人員對此《解釋》頗有怨言，認為最高法院的這種解釋是對行政執法的限制和掣肘，嚴重影響了行政效率，損害了行政執法權威，且其與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和行政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相抵觸，應屬違法和無效的解釋。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對有關法律條款的片面理解，是錯誤的。

的確，如果只從表面上或者文字上對上述條款作簡單的比較，《解釋》的規定與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和行政訴訟法的規定似乎存在沖突，但是與相關的規定聯系起來進行分析，兩者并不存在矛盾和沖突的問題。行政訴訟法第六十六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具體行政行為在法定期限內不提起訴訟又不履行的，行政機關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或者依法強制執行。”該條款是在行政訴訟法第八章“執行”中作出的規定。根據這一規定，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其具體行政行為的條件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在法定期限內既不起訴也不履行，或者說只有完全符合上述條件，行政機關才能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其中“在法定期限內”、“不提起訴訟”和“不履行”這些必要的條件只有同時具備，行政機關才有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的可能。

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的，應當在知道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之日起三個月內提出，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這明確規定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法定起訴期限。如果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法定起訴期限未滿之時，行政機關就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的話，那么由于這時還不能肯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是否“不提起訴訟”，所以人民法院當然不應予以執行。而在訴訟過程中，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執行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存在“不提起訴訟”的問題，而是提起了訴訟，顯然也不符合行政訴訟法第六十六條規定的條件，因而應當以不予執行為原則。

至于《解釋》第九十四條與行政處罰法第四十五條、行政訴訟法第四十四條和行政復議法第二十一條的關系問題，應該作這樣的理解：行政處罰法第四十五條、行政訴訟法第四十四條和行政復議法第二十一條的規定是對具體行政行為在行政程序中的效力包括其執行力的一種先定確認，即在具體行政行為發生法律效力后、未被確認為違法或被撤銷之前，應視為其合法并具備執行力，即使該具體行政行為被申請復議或被起訴，也不影響其在行政程序中的執行效力。但是，如果將具體行政行為的執行變為司法執行即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則必須符合行政訴訟法第六十六條規定的全部條件。可見上述各項規定是從不同程序、不同條件、不同性質上對具體行政行為執行問題所作的規定，相互間并不存在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

在訴訟過程中，行政機關或權利人申請執行被訴具體行為的，《解釋》第九十四條也作了例外的規定，即不及時執行可能給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先予執行。這一例外的規定，也是符合我國的具體情況和行政管理的實際需要的。從司法實踐的情況看，有些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執行具有很強的時效性，能否及時得到有效的執行，對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權益關系重大，如果一律不予執行或者必須等到案件作出生效裁判后才能執行，就會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因此，遇有這種情況，人民法院可以先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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