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的解除，是合同有效成立后，因當事人一方或雙方的意思表示，使合同關系歸于消滅的行為。

解除權作為一種權利，其行使自然應當有自由性，但另一方面，為使合同關系盡快確定，經濟秩序的盡快穩定性，這一自由必須要有限度。因此，解除權應當及時行使。

解除權應當在多長時間內行使呢?約定解除權根據合同自由原則，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行使時間的，則按約定時間行使解除權。而對法定解除權，如果法律對解除權行使期限有規定的，則應當在法律規定的期限內行使。而法律沒有規定和合同沒約定的，許多國家法律規定了催告制度，如日本民法典第547條規定行使因履行遲延產生的解除權時，適用催告制度;德國民法典第355條也規定了催告制度。這種制度的建立是為了平衡作為違約方的非解除權人與作為守約方解除權的利益，因為非解除權人違約，作為守約方的一種救濟措施，守約方享有解除權;但解除權人選擇什么樣的救濟方式，是繼續履行還是解除合同?法律賦予非解除權人以一種便捷而又安全的方式作出選擇，即以意思表示解除合同的權利，也就是說在解除權保有的期間內，解除權人可以隨時非常方便地解除合同，主動權掌握在解除權人一方。所以在守約方解除權保持的一定時間內，非解除權人怎么辦?是否還要為繼續履行合同作準備?如果非解除權人為此作了相應準備而在這一時間內解除權人又解除了合同，那么非解除權人必然因此受到信賴利益的損害，不利于整個社會交易的安全和便捷，因此，賦予非解除權人催告權，又一定程度上讓非解除權人掌握一定主動權，通過催告權的行使使非解除權人盡快明了解除權人是行使解除權還是繼續履行合同，從而決定自己是否還要為繼續履行合同作準備。所以催告制度合理地在解除權與非解除權人之間分擔了風險，平衡了雙方的利益。

我國合同法第95條規定也規定了催告制度，該條規定：法律沒有規定或者當事人沒有約定解除權行使期限，經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內不行使的，該權利消滅。但是我國的催告制度相對于其他國家來說，尚不完善。首先，對合同法第95條的規定容易引發不同的理解，一些學者認為，合同法第95條應當理解為，在沒有規定期限的情況下，必須要非解除權人向解除權人做出催告，在催告后，經過合理期限仍未行使解除權的，才能認為解除權喪失;一些學者則認為，在符合解除事由的情況下，不管是否催告，經過合理期限不行使解除權的，就可以認為解除權喪失。這二種觀點直接影響到解除權行使的確定問題。其次，一個重要的欠缺就是非解除權人催告時能不能指定一個期限，要求解除權人在此期限內行使解除權，否則解除權即消滅。德國民法典第355條明確規定另一方當事人可以為權利人指定行使的適當期間，解除不在此期間屆滿前表示的，解除權消滅。日本民法典第547條、《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公約》第49條第2項也有相同的規定。而我國合同法規定在催告后“合理期限”內行使解除權，而非解除權人無權為權利人指定一個期限。正如前文所言，催告權是平衡違約方與守約方利益，違約方催告的目的就是希望因為自己的違約而產生的不確定的社會經濟關系能夠盡快穩定，而“盡快”除與交易的性質、違約原因、交易標的情況等有關外，還與交易主體的具體狀況有關聯，不能一概而論。因此，非解除權人行使催告權時應當有權指定一定期限，這樣才能使因違約而產生的不確定的社會經濟關系迅速地穩定下來，從而促進交易的快速進行。為了消除對合同法第95條理解的歧義，完善催告制度，建議修改合同法第95條第二款為：法律沒有規定或者當事人沒有約定解除權行使期限，非解除權人可以定一定期間，催告解除權人于該期間內行使解除權，如果在該期間內未行使解除權的，則解除權消滅。未經催告的，在合理期限內不行使的，該解除權消滅。解除權人的相反行為

行為也是引起法律關系消滅的重要因素。合同解除權行使之后果在于恢復原狀或向將來發生效力，如果權利人采取了與解除合同效力相反的行為，那么，就應當認定解除權消滅。如果解除權人采取了與解除合同效力相反的行為，而仍保留其解除權，那么，相對人基于對權利人相反行為的信賴而積極為繼續履行合同作準備，必然因為權利人以后的解除行為而致損害。

解除權人的相反行為意在或非解除權人基于信賴的理由相信其行為目的在阻止解除合同之法律后果的發生，主要有四種行為：

一是解除權人因為自己的過失致受領的標的物嚴重毀損、滅失或其他返還不能的行為，〈德國民法典〉第351條，〈日本民法典〉第548條作了如此規定;

二是權利人把受領的標的物加工、改造為其他種類物的行為，〈德國民法典〉第352條，〈日本民法典〉第548條有如此規定;三是權利人將受領標的物轉讓給第三人的行為，〈德國民法典〉第353條作了如此規定;四是權利人接受非解除權人的履約，如〈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49條規定，如果賣方遲延交貨或有其他違約行為，買方沒有在合理時間內或賣方依法指定的時間內行使解除權，賣方已交付貨物，買方解除權消滅;第64條規定，如果買方遲延付款或有其他違約行為，賣方沒有在合理時間內或買方依法指定的時間內行使解除權，買方已交付貨款的，賣方解除權消滅。《歐洲合同法原則》中作了類似的規定了。這里的權利人所接受的“履約”并不僅指是合同之主要義務，而應當包括合同主要義務、次要義務等一切義務。

相反行為產生消滅解除權的效力，是否會影響權利人對違約的救濟呢?首先，相反行為產生消滅解除權的效力后，是否影響損害賠償請求?合同的解除本身并不是一種違約責任方式，我國《民法通則》對民事責任方式的規定和《合同法》對違約責任方式的規定中都沒有解除合同。合同解除乃是法律允許非違約方在對方違約的情況下可以尋求的一種補救方式，其常與損害賠償、實際履行方式相對應。英美法規定解除合同與損害賠償可以并存，我國合同法也規定解除合同與損害賠償可以并存，解除權的消滅不影響損害賠償請求，德國法將解除合同與損害賠償對立，只能依法選擇其一，但德國法同時規定了解除權的行使應當以作為方式作出，默示不構成解除權的行使，因此，解除權人的相反行為正表明了其選擇損害賠償，因此，解除權消滅同樣不影響損害賠償的請求。其次，相反行為產生消滅解除權的效力是否意味著權利人以后再也不能以解除合同來救濟自己的權益呢?這應當明確產生解除權的事由以及何時產生了這一權利，如果因為某一特定時間因為某一特定事由而產生解除權，那么這一解除權因為相反行為而消滅后，又在另一時間因同一事由或不同事由依法或依約產生新的解除權，新解除權不因為前面的相反行為而消滅，也就是說，相反行為只能使行為之前產生的解除權發生消滅，而不影響行為后依法或依約而產生的解除權。所以相反行為產生消滅解除權的效力并不意味著權利人以后再也不能以解除合同來救濟自己的權益了。

我國合同法沒有規定權利人相反行為對合同解除權的影響，這一制度傾向于過度保護權利人，從整個社會經濟交易而言，可能帶來不安全性和更大的成本支出，比如依我國合同法的規定，交貨方遲延交貨，經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合理期限屆滿后交貨方交貨，權利人收貨，雙方履約支付了一定成本;之后，權利人依法行使解除權，產生恢復原狀的法律后果，交易恢復到原來的狀態，此又一次支付成本，而且如果權利人將標的物已處分了，那么引起社會經濟關系的連鎖反應，社會交易成本將是非常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