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23日，原告**郎深系生物技術有限公司與被告四川羅茨風機有限公司采用傳真簽約方式簽訂MJSL密集型三葉羅茨風機組買賣合同一份，其中約定合同總價款為人民幣15000元，出賣人負責將所有貨物和技術資料于收到預付款電匯底單傳真7日內發送至買受人指定地。如有逾期5天以上，買受人有權終止合同，并要求出賣人退還全部已收貨款并承擔已收貨款5倍以上的違約金。2006年3月23日，原告通過電匯方式向被告支付預付款人民幣10500元。但被告并未按合同約定在收到預付款后將貨物及技術資料送至原告。

原告于2006年5月8日提出起訴，請求法院判令：1.解除原、被告之間簽訂的購銷合同；2.被告返還原告貨款人民幣10500元；3.被告支付違約金人民幣52500元。在庭審中，經法院釋明，原告變更第1項訴訟請求為：請求法院確認原告解除原、被告之間于2006年3月23日簽訂的購銷合同的民事法律行為有效。被告認為提出違約金過高，請求法院予以降低。

法院認為，合同中對于終止合同的約定，對雙方當事人具有法定拘束力，但對于原告要求違約金人民幣52500元的部分，法院酌情予以降低。被告應支付原告違約金人民幣15000元。判決后，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

[探討]

1.原告提出要求法院解除原、被告之間于2006年3月23日簽訂的購銷合同的訴訟請求，是否可獲得法院支持？

根據合同法第九十三條、第九十四條、第九十六條的規定，解除權應是合同當事人之間的一種“私權利”，法律賦予當事人行使解除權的具體方式是通知對方即可。而只有在對方有異議的情況下，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確認解除合同的效力。換言之，法院只有對當事人解除合同的行為效力的“確認權”。

2.法院送達起訴狀副本的行為能否視為原告行使解除權的行為形式之一？

根據合同法的有關規定，合同解除權的法定行使方式為“通知”（單方意識表示）、解除權的生效方式為“到達”（信息成功傳遞）。因此，法院送達起訴狀副本的行為可以成為原告行使解除權的一種行為形式。第一，起訴狀的內容能充分反映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意識表示；第二，法院送達起訴狀副本的行為方式受程序法的嚴格限制，可以有效保障將有權解除合同的當事人一方將要解除合同的單方意識表示有效傳達給另一方。

3.如何看待合同中當事人在約定符合一定條件下終止合同的同時約定要求被告承擔違約金的條款效力。

根據合同法第九十六條的規定，在合同解除后，當事人可以提出的請求有恢復原狀、采取其他補救措施、賠償損失三種。因此，有些審判人員與學者就認為當事人在要求解除合同的同時無權請求違約金。因為在合同解除后，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終止，合同約定不再對雙方當事人有約束力，其中的違約金條款也就不再發生效力。

筆者認為，這種觀點雖有一定道理，但它只適用在當事人無特殊約定的情況之下，畢竟合同法按照法理理解只是一種指導性規范，并非強制性。雖然合同法在合同解除的情況下并沒規定違約金的違約責任承擔方式，但是當事人可以通過自己的約定來創造約束雙方的規范，這也體現了在私權利領域范圍內的“法無規定即自由”的原則。

4.如何處理違約金“約定過高”的調整問題。

根據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的規定可以看出，法院依職權對違約金進行調整的權利是有限制的。首先，這種調整權是一種“被動”的權利。必須是在當事人請求的情況下；其次，這種調整權是一種“有因”的權利，原因在于違約金過分高于損失；再次，這種調整權是一種“有限”的權利，法院調整的幅度為“適當”調整。筆者認為，將“不超過合同未履行部分”作為違約金調整的“上限”較為合理，具體理由主要有以下三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