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由來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速，“拆遷”一詞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大-眾的視野中。應當說，城市房屋拆遷以及后續的開發建設，推動了城市的現代化步伐，也為公眾直接或間接帶來一定福利。但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民主法治進程的發展，公民的財產權觀念日益強化。對于普通公眾而言，房屋是最重要的私有財產，也是保障個人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條件。但是，近年來因城市房屋拆遷而引發的社會矛盾日益嚴重，“暴力拆遷”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些矛盾問題導源于城市房屋拆遷中參與主體的多元性、利益訴求的多樣性以及利益調控機制的缺失。政府利益、開發商利益、被拆遷人利益，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政府要實現自身利益，某些政府官員為了發展仕途要大搞政績工程，開發商要實現商業利潤的最大化，被拆遷人要在其財產被剝奪或限制時得到公平補償，少數被拆遷人甚至期望通過拆遷以謀取暴利。由此可見，城市房屋拆遷過程是一個多方利益博弈的過程。如果各方利益無法達成均衡狀態，特別是被拆遷人利益如果不能得到公平合理的補償，普遍的城市房屋拆遷糾紛、甚至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終將難以避免。

近年來，因拆遷引發的流血事件時常在不同的城市上演，令人觸目驚心。城市房屋拆遷已經成為大-眾、媒體和政府高度關注的社會焦點問題。面對“兵臨城下”的推土機，作為弱勢群體的被拆遷人所能夠采取的應對方式大致包括以下幾種：一是提起行政訴訟。近年來對行政裁決不服而由被拆遷人提起的行政訴訟案件數量一直居高不下。二是持憲維權。這種方式在2004年憲法修正案后較為普遍，但因缺乏有效救濟途徑，效果甚微。三是上訪，即當被拆遷人發現行政訴訟效果不佳時，便愈來愈多地采用上訪這種方式。四是“釘子”般地堅守，以2007年重慶的“史上最牛的釘子戶”最為典型。五是自殘，這也是最慘烈的維權手段。六是以暴抗拆，此種方式在全國各地的城市房屋拆遷中比比皆是。因此，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在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為什么會引發如此多的不可調和的拆遷矛盾呢?

二、城市房屋拆遷行為的性質界定

目前，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并沒有對城市房屋拆遷行為的性質做出具體規定，根據《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2條有關適用范圍的規定，“在城市規劃區內的國有土地上實施房屋拆遷，需要對被拆遷人補償、安置的，適用本條例?！苯Y合相關學理闡述，城市房屋拆遷可以大致定義為：“因國家建設、城市的改造、整頓市容市貌和環境保護等公益事業目的的需要，根據城鎮規劃和國家專項工程的拆遷建設計劃與當地政府的用地文件，由拆遷人依法對城市規劃區內的國有土地上的房屋進行拆除，并且對被拆除房屋的所有者、使用者給予遷移安置，并對被拆除房屋的所有人予以經濟上補償的一系列活動?！盵1](P88)從以上定義中，我們可以發現城市房屋拆遷行為的基本特征包括：第一，拆遷行為的發生是因為國有土地使用用途發生了改變。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數量的增多、土地資源的稀缺，要使新的建設項目順利進行就需要改變原有土地的使用用途，盡而對原有土地上的房屋進行拆遷進行重新開發利用。第二，拆遷所涉及的房屋是位于城市規劃區內國有土地上的房屋。第三，城市房屋拆遷行為應當依照法律規定進行。一方面拆遷主體應合法，拆遷人應當是依法取得房屋拆遷許可證的單位;另一方面拆遷要依照法定程序進行。第四，對被拆除房屋的所有者、承租者應當給予補償安置。第五，城市房屋拆遷活動應是有利于被拆遷人與社會發展的行為。

應當說，城市房屋拆遷行為的法律關系極其復雜，厘清這些法律關系對于確定城市房屋拆遷行為的法律性質具有重要意義。城市房屋拆遷中的法律關系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政府與拆遷人之間的房屋拆遷行政許可法律關系?！冻鞘蟹课莶疬w管理條例》第7條規定：“拆遷申請人必須持有建設項目批準文件、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國有土地使用權的批準文件、拆遷計劃與拆遷方案、具有辦理存款業務的金融機構所出具的拆遷補償安置資金證明，并向房屋拆遷主管部門提出拆遷申請，房屋拆遷主管部門經過審查后，對符合條件的被申請人，發放拆遷許可證?！钡诙疬w人與被拆遷人雙方的安置補償法律關系。在房屋拆遷主管部門規定的房屋拆遷期限內，拆遷人應該與被拆遷人就有關房屋拆遷補償、安置事宜進行協商，協商達成一致意見后簽訂書面的安置補償協議。第三，行政裁決、行政強制法律關系。拆遷人與被拆遷人經過協商，如果達不成安置補償協議的，可以經當事人申請由批準拆遷的房屋拆遷主管部門裁決;被拆遷人在裁決限定的搬遷期限內沒有搬遷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縣人民政府責成有關部門進行強制拆遷。[2](P157-159)

由于現行城市房屋拆遷行為法律關系的復雜性，加之立法并沒有對其法律性質做出明確規定，所以學界對城市房屋拆遷行為的法律性質依然存在爭議，主要存在以下三種觀點：一是民事行為說。認為城市房屋拆遷主要體現拆遷人與被拆遷人之間平等的民事法律關系，雙方簽訂的補償安置協議是有關公民的私有房屋和國有土地使用權達成的民事合同，應由民事法律規范調整。此觀點忽視了政府在公益性拆遷和行政裁決中的公權力性質。二是行政行為說。認為城市房屋拆遷主要是政府公權力的介入，其本質乃是政府的行政征收行為，所體現的是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行政管理關系，雙方簽訂的補償安置協議應該屬于行政合同，應由行政法律規范調整。此觀點忽視了商業性拆遷的民法性質。三是民事行政混合說。認為城市房屋拆遷中的拆遷行政許可、行政裁決和行政強制拆遷體現的是政府的行政行為，而拆遷當事人簽訂的拆遷補償、安置協議則主要體現當事人之間的法律地位平等、意思自治的民事法律關系。因而，城市房屋拆遷應由行政法律規范和民事法律規范共同調整。

筆者認為，在城市房屋拆遷過程中，行政行為與民事行為兩種行為兼而有之。但同時應當根據城市房屋拆遷目的的不同，明確行政主體與民事主體在拆遷中的主導地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沒有明確區分城市房屋拆遷中的公益拆遷與商業拆遷，使得在對城市房屋拆遷行為進行定性時難以做出統一定論。因此，在以公共利益為目的進行拆遷時，政府公權力占有絕對性的主導地位，政府與被拆遷人法律地位不平等，被拆遷人自由協商的權利相對有限。但是，在拆遷補償的依據和標準方面要引進市場因素，以保障被拆遷人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補償。所以，公益拆遷的法律性質應是以行政行為為主導而兼具民事行為性質。在商業拆遷中，拆遷人與被拆遷人具有平等的法律人格和獨立的財產權，在是否拆遷、補償安置方案和補償費用等問題上有自主選擇的權利，這是民法意思自治的要求，是雙方當事人自由平等協商的結果。但基于商業拆遷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城市建設有著重大影響，實施商業拆遷應嚴格遵守行政審批制度。同時，當作為弱勢一方的被拆遷人權利受到相當侵害時，政府公權力可以進行必要介入以保護被拆遷人權益。所以，商業拆遷的法律性質應是以民事行為為主導而兼具行政行為性質。

三、城市房屋拆遷中公民私有財產權保護的缺陷

應當說，拆遷矛盾持續激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相關的立法沒有跟上城市房屋拆遷的發展步伐，在調整房屋拆遷法律關系時存在明顯的缺陷?，F行法律、法規與憲法或者相關基本法律存在一定的沖突，在保護被拆遷人私有財產權益方面存在嚴重不足，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公共利益內涵的模糊性

根據我國憲法的規定，只有為了公共利益，才能對公民私有財產權的限制或者剝奪，因此，明確公共利益的內涵與外延，能為公權力介入城市房屋拆遷提供法律依據，也為防止公權力的濫用提供制度保證。在涉及城市房屋拆遷的具體建設項目上，如果我們不能準確界定該建設項目是否真的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否真的能夠為最廣大群眾帶來福利，那么政府和開發商便會以“城市經濟發展”、“舊城改造”和“公共基礎事業”等名義，打著“公共利益”的旗號進行商業拆遷，大肆侵犯公民私有財產權。因此，要實現對公民私有財產權的有效保護，就必須對公共利益作出清晰的界定。但目前我國《憲法》、《物權法》、《土地管理法》、《房地產管理法》和《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對公共利益內涵及外延均沒有做出明確的法律界定。主要原因在于公益的“利益內容的不確定性”和“受益對象的不確定性”。公共利益的內涵和外延在立法上的模糊性，必然導致公共利益的解釋權轉移到了執法者手中。因此，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擁有的自由裁量權范圍隨之擴大，對公共利益的界定很大程度上就要依賴于我國的法治環境和執法者與法官的法律素質和道德修養。而部分行政機關或者司法機關為了謀求政治利益或者商業利益，可能會做出有損于公民私有財產權的法律解釋。

(二)公益拆遷與商業拆遷相混淆

根據目的不同，城市房屋的拆遷行為可以區分為公益拆遷和商業拆遷。如前所述，只有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依法對公民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征用并予以補償，國家公權力才能夠介入到拆遷行為，運用強制手段。商業拆遷是拆遷人與被拆遷人之間的一種平等民事法律關系，應當以平等協商的方式進行，由民法予以調整。在公益拆遷中，政府與被拆遷人是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的關系，是公益拆遷的雙方當事人。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可以對被拆遷人實施強制拆遷，被拆遷人負有為了公共利益而讓渡私益的義務。而在商業拆遷中，拆遷行為的雙方當事人是開發商與被拆遷人，他們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政府應充當拆遷行為的監督者角色，更多的保護相對弱勢的被拆遷人的權益，而不是以政府公權力任意干涉商業拆遷。但是，由于現行有關拆遷立法沒有明確區分公益拆遷與商業拆遷，二者相混淆，不僅違反了《憲法》和《物權法》對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權的保護條款，而且侵犯了《土地管理法》、《房地產管理法》確認的公民的土地使用權，以及民法和合同法規定的意思自治和契約自由原則，最終導致在城市房屋拆遷中出現秩序混亂、拆遷矛盾凸顯、濫用政府強制力的現象，影響了市場經濟的自由發展，被拆遷人這一弱勢群體的權利得不到有力保障。因此，明確區分公益拆遷與商業拆遷是目前我國城市房屋拆遷立法的當務之急。在商業拆遷中應當尊重雙方的意思自治，以民事訴訟方式解決雙方糾紛，保護被拆遷人的私有財產權。

(三)城市房屋拆遷的相關信息不公開

在實踐中，被拆遷人通常無法全面獲得與其私有財產權密切相關的信息。拆遷申請人一旦獲得房屋拆遷管理部門發放的拆遷許可證，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對被拆遷人房屋進行強制拆遷的權力，這直接關系到被拆遷人對其房屋所享有的財產權益?！缎姓S可法》第36條規定：“行政機關對行政許可申請進行審查時，發現行政許可事項直接關系到他人重大利益的，應當告知該利害關系人。申請人、利害關系人有權進行陳述和申辯。行政機關應當聽取申請人、利害關系人的意見?！钡牵冻鞘蟹课莶疬w管理條例》沒有明確規定拆遷前期工作必須公開化和透明化，使得被拆遷人無法明確了解前期的立項、征地和規劃等涉及自身重大利益關系的事項，只能在拆遷許可證已經發放的場合，才能通過拆遷公告了解拆遷人、拆遷范圍和拆遷期限等事項。同時，由于拆遷信息的非公開透明化，使得被拆遷人對拆遷申請人申請拆遷許可證時所提交文件的合法性無法及時提出異議。

(四)城市房屋拆遷補償標準和范圍存在缺陷

拆遷補償是被拆遷人權益能否得到最大保護的關鍵因素，也是城市房屋拆遷中的核心問題。因此，拆遷補償成為城市房屋拆遷中各種矛盾的焦點。首先，拆遷補償標準不夠明確。拆遷補償原則決定了城市房屋拆遷中對被拆遷人損失彌補的程度，但我國相關立法卻對此采取了回避的態度，對城市房屋拆遷整體補償原則并未做出明確規定。由此造成各地出現了補償標準無法可依、標準各不相同以及補償費用過少等嚴重侵害被拆遷人私有財產權的現象。其次，房屋拆遷補償范圍過窄，不能充分保護被拆遷人的私有財產權益。我國房屋拆遷補償的范圍主要包括房屋及其附屬物、生產經營性用房的合理收益、臨時安置補助費和房屋拆遷費用，而對土地使用權、預期收益和其他相關無形利益損失的補償，并沒有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確規定。現行房屋拆遷補償的范圍狹窄，遠遠不能彌補被拆遷人因房屋拆遷而遭受的損失。

(五)政府公權力隨意介入行政強制拆遷

強制拆遷是我國城市房屋拆遷工作中最為敏感的部分。行政裁決一經作出，被拆遷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法律規定期限內既沒有申請行政復議，也沒有提起行政訴訟的，或者經民事訴訟裁決后，在裁決規定的搬遷期限內未進行搬遷的，則會出現政府行政強制拆遷或者法院強制拆遷。在我國實行的行政強制拆遷和司法強制拆遷二元拆遷體制中，最為人們所詬病的是政府公權力介入的行政強制拆遷。公益拆遷與商業拆遷的混同為政府強制拆遷權的濫用埋下了伏筆。政府公權力介入公益性拆遷是為了使符合公共利益標準的拆遷項目能夠順利進行，不能因少數被拆遷人與拆遷人之間的拆遷糾紛影響到城市建設的大局。但是在商業性拆遷中，《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等所賦予政府公權力的強制拆遷權，則成為破壞被拆遷人與拆遷人之間意思自治和平等協商地位的最大元兇?！霸诜枪嫘缘牟疬w活動中，拆遷人和被拆遷人之間是一種平等的民事法律關系，即使雙方已達成協議而被拆遷人無正當理由拒遷，也只能由雙方當事人通過民事爭議解決途徑來解決，或申請仲裁或申請人民法院裁判，而不能由政府部門對公民的房屋強制執行拆遷，也不應由房屋拆遷管理部門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拆遷。”[4](P209)對于拆遷人所提出的有關補償安置條件，被拆遷人與拆遷人協商后有選擇接受或者不接受的權利，其他個人、組織或者政府機關不得任意干涉其享有的處分自己財產的權利。被拆遷人接受則視為民事合同的成立，不接受則民事合同不成立，拆遷人不得以任何其它手段強行拆除被拆遷人的房屋。

四、城市房屋拆遷中公民私有財產權保護制度的完善

(一)加快城市房屋拆遷立法進程

目前，專門規范城市房屋拆遷的立法是國務院于2001年頒布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該條例屬于行政法規，效力層次較低，并且保護被拆遷人權利的制度構架極不充分，也因此廣受詬病。盡管國務院正在修改該條例，并于2010年1月29日公布了《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征求意見稿)》，征求社會各界的意見。但其仍以行政法規形式出現，似乎仍難以承擔保護公民私有財產權的重任。因為用行政法規來規范對公民私有財產的征收，明顯違反了《憲法》修正案第20條和《立法法》第8條的規定，即行政機關對被拆遷公民的財產權利的限制甚至剝奪沒有被置于法律的約束之下，而是遵從低位階的行政法規，嚴重違背了法律保留原則和下位法不能與上位法抵觸的原則。所以，為了切實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減少城市房屋拆遷中惡性案例的發生，應當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城市房屋進行專門立法，提高法律層次和立法質量，從而增強法律實施的效果。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可以使城市房屋拆遷法律規范與《立法法》和《物權法》的立法精神及具體規定相銜接，并且也符合《憲法》保護公民基本權利的宗旨。

(二)正確認定公共利益的內涵與外延

公共利益作為判定房屋拆遷合法性的正當根據，既是對公民財產權的內在限制，也是國家依法行使財產征收權的界限。在拆遷過程中對公共利益進行明確界定，是杜絕公共權力濫用的必要條件，但是公共利益作為一個抽象法律概念，其內涵隨時代發展而不斷變化。那么，應如何判定“公共利益”呢?“判定公共利益應當堅持兩個標準即程序性標準和實質性標準?！盵5](P105)在程序性標準方面，程序公開是實體公正的前提，程序公開能使利益相關人充分參與決策、表達意見以達到公益與私益的調和，也能夠形成有效協調各方利益關系的機制，這是社會和諧的必然要求。在城市房屋拆遷之前，政府應公開舉行聽證會、聽取各方意見并對項目決策做出充分合理的說明，使在正當程序下的決策行為能夠最大程度的得到公眾的支持。在實質性標準方面，要求從內容上判斷這一利益是否是公共利益。首先，要遵循比例原則。公權力的行使要求必須在必要適度的范圍內正當行使自由裁量權，使所要實現的公共利益必須要大于被侵害的公民基本權利，并且必須符合最小侵害原則，選擇侵害強度最小的手段實現公共利益。其次，公共利益應使不特定的大多數人受益，遵循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公共利益的具體判斷標準可以參考以下因素：一是受益對象的數量。“公益”意味著超出個人范圍，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大多數人的共同利益即可認定為公共利益，但少數人的利益并非一定不能成為公共利益，因此，即使以“公共利益需要”為理由，政府的權力也不是無限的，不能將個人權利完全淹沒在公共利益之中。總之，公共利益并不是絕對優于個人利益的。二是是否以促進國家的經濟、文化、國防等建設為目標。國家在每一個特定時期都有特定的目標和規劃，其中基礎設施建設是非常重要的內容，它對于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是不可或缺的。個人在追求私利的同時也可能促進了國家經濟、文化、國防等建設事業的發展，如果其實施結果符合公益目的也應將其歸入公共利益的范圍。三是行動結果是否確實能使社會公眾受益。實踐中，有些行為雖然打著“公共利益”的旗號，但實際結果卻是某些個人受益，而公共利益卻未得到體現。如政府為解決當地居民住房緊張問題而征收土地，建造經濟適用住房，這本屬于公益目的，但新建住房最終普通居民很難買到，反而是少數不符合條件的公務員購買，這就是有違公益目的。

(三)完善城市房屋拆遷的補償制度

首先，應明確城市房屋拆遷的補償原則及補償主體。補償原則的確立是城市房屋拆遷中公民私有財產權能夠得到切實保護的前提，應當確立依據市場價格給予公平補償的補償原則。對公民被拆遷房屋財產的補償應符合拆遷時的市場價格，公民所得拆遷補償數額最起碼不低于因拆遷而造成的財產損失。在公益性拆遷中，補償的唯一主體應為政府，即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負責本行政區域的房屋的拆遷與補償，改變以開發商為拆遷主體的制度設計。

其次，擴大城市房屋拆遷補償范圍，明確把對土地使用權、預期收益和其他相關無形利益的補償人法。城市房屋拆遷基于對國有土地使用權的收回而發生，公民在城市房屋上所體現的權利也主要有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從法律上講，土地使用權是對應于土地所有權的一種物權。因此，在拆遷中對被拆遷人的補償應以房屋補償與土地使用權補償為主，并且還應當對因拆遷造成的預期收益及其他相關無形利益的損失予以補償。

再次，完善房屋評估機制?！冻鞘蟹课莶疬w管理條例》規定的補償標準包括房屋的區位、用途和建筑面積，而房屋的新舊程度和建筑結構并沒有被列為補償標準之一。但是，在房屋買賣市場，房屋新舊程度和建筑結構的不同對房屋的市場價格有著重大影響。相同區位、用途和建筑面積的新開發樓盤與二手房的市場價格存在巨大差異，建筑結構的復雜性是構成房屋建筑成本的重要因素。因此，拆遷補償時應視房屋新舊程度的不同而區別對待。要完善房屋評估機制，重中之重是要強調房屋評估機構的中立性，不僅使評估機構在人、財、物上脫離政府管制，以確保評估機構的獨立性與公正性，而且也應強化房屋評估機構的法律責任，避免其在商業拆遷中與拆遷人勾結，損害被拆遷人的合法財產權益。

(四)加強城市房屋拆遷中公民私有財產權的程序保障

城市房屋拆遷中公民私有財產權要想得到充分有效的保護，必須以公平、合理、合法的拆遷程序作為保障，程序公正是實現實體公正的前提。因此，在房屋拆遷的各個環節應保證程序的公正。

1.在房屋拆遷決定階段

首先，應公開房屋拆遷決定信息，廣泛聽取社會公眾意見及專家意見，對拆遷具體事項進行論證聽證?？h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將房屋拆遷目的、范圍和時間進行公告。公告時間不得少于60日，涉及范圍廣的，不得少于90日。同時對被拆遷人、公眾及專家意見的采納情況和理由以及房屋拆遷決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都應予以及時公告。如果被拆遷人以及與房屋拆遷有關的利害關系人對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做出的拆遷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出行政訴訟。其次，應建立對拆遷補償資金的專門監督機制。不僅要保證拆遷補償資金到位，還要預防拆遷補償資金被挪作他用，損害被拆遷人利益。

2.發生拆遷補償安置糾紛階段

依據現行的規定，達不成補償安置協議時，行政裁決是提起行政訴訟的前置性程序。這一規定屏蔽了被拆遷人直接以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方式保護合法私有財產權的途徑，使其只能通過審查行政裁決的合法性而非合理性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因此，筆者認為達不成補償、安置協議時，當事人既可以申請行政裁決和行政復議，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增加被拆遷人對自己合法權益的救濟途徑。

如果當事人申請行政裁決，啟動行政裁決程序，那么現行有關行政裁決的規定還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予以完善：首先，設立或者指定專門機構作為行政裁決主體。其次，進一步明確裁決受理前舉行聽證所需達到的戶數及比例要求，可以規定“未達成補償安置協議的戶數超過三分之二或者比例超過四分之三的，應當舉行聽證?！弊詈螅课莶疬w因為涉及到當事人的重大權益，所以在審理過程中當事人應享有充分的知情權和參與決策權，應當在裁決審理過程中引人聽證制度。應具體規定聽證參與人的人員結構、人數、聽證主持人以及各個聽證參與人所分別享有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

3.在強制拆遷階段

拆遷律師介紹如前所述，在城市房屋拆遷中，必須明確區分公益拆遷與商業拆遷這兩種不同性質的拆遷行為。商業拆遷是一種民事法律行為，當處于平等地位的雙方當事人發生拆遷糾紛時，不能適用行政強制拆遷，禁止公權力介入民事裁判領域，只能適用司法強制拆遷。但是，公權力可以以行政監督者的身份參與商業拆遷。[6]其次，在公益拆遷中適用強制拆遷的，必須明確強制拆遷的執行主體。筆者認為，鑒于行政權力的不當行使對被拆遷人財產權利的巨大危害，有必要讓行政權力逐步退出強制拆遷領域，而僅保留司法機關的強制拆遷權。由司法機關作為獨立的執行主體，不僅可以提高執行效率，也可以避免發生執行者與當事人混同的錯亂局面，同時也有利于強制拆遷相對人在權利受到侵害時明確主張權利的對象。最后，禁止在強制拆遷中使用暴力手段。拆遷部門及其委托單位不得采取中斷供熱、供水、供氣、供電等方式實施強制搬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以暴力、威脅及其他非法手段實施強制搬遷。違法使用暴力手段造成危害后果的，不僅要賠償造成的損失，構成犯罪的，還要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

總之，城市房屋拆遷必然伴隨國有土地使用權的轉移與房屋所有權的變動。房屋所有權是公民私有財產權的核心內容之一，房屋所有權能否得到有效保護，直接關系到公民私有財產權能否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護。目前我國關于城市房屋拆遷的法律、法規、規章及其他規范性文件等相互之間存在著矛盾與沖突，這對保護我國公民的私有財產權是非常不利的。在城市房屋拆遷中，《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不僅存在著違憲嫌疑，在制度設計上也存在諸多缺陷。因此，如何盡快完善城市房屋拆遷法律規范，制定一部成熟的城市房屋拆遷法，切實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成為當前法治建設進程中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