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程序的引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破產法》（以下簡稱新破產法）的一大亮點。重整制度實施以來，其在預防企業破產、維護經濟、社會穩定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由于立法經驗及相應實務經驗的積淀不夠，作為一項新引進的制度，我國的破產重整制度還存在很多方面的不足有待改進，特別是在債權人利益保護方面尤其如此。本文不揣冒昧，擬就此略發管見，以就教方家。一、破產重整對債權人利益的影響作為對于債權人債權的最后一道救濟程序，傳統的破產制度奉債權人利益為本位，強調對于債權人利益的保護，其目的在于實現債權人的公平清償。與單純追求債權人公平受償的傳統破產制度不同，現代破產制度實行社會利益本位，強調保護更多利害關系人的利益。作為一項“現代”破產程序，重整制度集中體現了現代破產制度的這種社會利益本位傾向。破產重整強調給予限入困境的企業以最大的生存和振興機會，為此阻擋包括有擔保債權人在內的一切債權人的當下求償。依世界破產重整立法例，一旦重整程序啟動、重整計劃被批準，在重整期間內包括擔保債權人在內的一切債權人都不得行權，而不論系其主動申請重整還是被動牽入及無論是否同意重整計劃草案。這就不能不對債權人的利益產生重大影響。可以說，如何保證債權人的債權安全、合理保護債權人的債權利益，是破產重整制度必須首先面對和給予合理解決的一個前提性問題。我國破產法新引進的重整制度亦然。理論上講，由于重整制度目的在于盡力拯救企業，通過拯救措施保持和擴大企業的整體價值或曰營運價值（goingconcern），因而在保護及實現債務人及其出資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同步實現了債權人的利益最大化，亦即使債權人有了比之單純破產清償更大程度的受償。這正是現代重整制度理論基石之一的利益與共理論或曰共嬴理論的理論指向與追求之所在。[1]但理論上的共嬴或最大化未必等于實際上的共嬴或最大化，因為，一方面由于經營風險的存在，并非所有的重整都能夠獲得成功，另一方面債務人及其他關系人的機會主義傾向始終存在，所以債權人并非總是能夠實現比之單純破產清償更大程度的受償，甚至可能因重整的實施而致債權受到進一步損害，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因重整的拖延或由于重整的失敗造成債務人資產進一步流失、損耗等而致債權人的受償程度進一步降低。這一問題對于市場機制尚不健全、重整立法及實踐尚乏經驗、配套制度尚不完整的我國來說，其嚴重性和迫切性尤大。我國市場機制尚不健全，諸多國有企業尚不能形成為真正獨立自治的市場主體，其經營行為尚需受政府行政機構的諸多干預和掣肘。當國有企業陷入財務和債務危機時，即使其不具備重整必要性和可行性，有關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出于所謂“大局”實則本位利益考慮，可能強制要求其啟動重整程序，甚至施壓給法院要求其強制批準本無必要性、可行性的重整計劃，從而最終危及損害債權人的利益。另外，許多人習慣性認為，在重整過程中，由于債務人企業已陷入困境無路可退，因此重整只好寄希望于債權人“顧全大局”。這樣，重整過程就會演變為政府有關部門聯合法院向債權人施壓，壓迫其不斷退讓、不斷減損債權利益的過程。而立法及相關實踐經驗的不足又會進一步加劇這種情勢。立法及實踐經驗不足的一個基本后果是對債權人利益的考量、對損害債權人利益的多樣化情勢缺乏充分的估計和預見因而對相應保護債權人利益的機制與措施的設計不到位。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根據我國現行司法體制，法院的人、財、物均受制于相應各級政府。在涉本域企業特別是本域國有企業破產重整時，地方政府出于維護本地方社會穩定、經濟發展、職工就業等因素的考量往往會向法院施加壓力，要求法院服從實則地方保護性質的所謂“大局”，而法院因缺乏體制設計上的相對獨立性很難抵抗政府的這種壓力甚至可能出于所謂地方“社會效果”、“政治效果”的考量而主動接受這種壓力，結果忽視、損害債權人特別是非本域債權人又特別是中央直屬而非地方隸屬性質的銀行債權人的利益。最后，初衷在于最大可能地拯救企業、最大可能地“與共”實現債務人、債權人利益的重整制度很可能淪為債務人企業規避債務、損害債權人利益的一種機會主義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