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從破產重整制度產生的歷史必然性出發，分析了我國破產重整制度的特點，并將破產重整制度于和解制度進行了比較，最后落足于如何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破產重整程序制度。筆者認為，首先要明確破產重整程序于破產清算程序及破產和解程序在破產法律制度中的關系，將清算與和解并列，作為破產程序開始的兩種方式是科學的模式；其次要明確破產法中的重整程序不僅適用國有企業，同樣適用非國有企業，但非全民所有制企業法人所適用的破產重整制度在內容和程序上均不能等同于全民所有制企業；再次，建立專門監督破產重整程序的機構，是破產企業重整的必要保障，也是執行破產法的最有效的途徑，制定破產重整人監督制度，對重整進行經常性監督，最后，制定關系人會議即企業職工代表大會、債權人會議及股東等會議制度，充分發揮關系人會議的監督作用。破產重整是破產預防程序體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國破產法稱之為“整頓”，并將破產整頓程序置于和解程序之中。破產重整系指經由利害關系人的申請，在審判機關的主持和利害關系人的參與下，對具有重整原因和重整能力的債務人進行生產經營上的整頓和債權債務關系上的清理，以期擺脫財務困境，重獲經營能力的特殊法律程序。其基本特征有四個：一是啟動的私權化，重整程序只有經利害關系人的申請才能開始，法院不依職權主義發動重整程序。二是過程的公權化，重整程序之任何破產程序都更多地貫徹國家干預主義原則。三是程序的優位化，包括民事訴訟在內的任何法律程序一經遇及重整程序，都要暫時讓位。四是目標的多元化，重整程序不僅要清理債務人的對外債務而且更要從根本上恢復其生產經營能力。這四個特征相結合，使之同其他類似的程序制度區別開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下稱《企業破產法》）第四章“和解和整頓”部分雖然規定了破產整頓制度，但將他同和解制度聯為一體，整頓程序中行政干預色彩較濃，且自身亦未形成體系。因此，創制和完善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破產重整制度遂成為重要的課題。一、破產重整制度產生的歷史必然性（一）破產重整制度產生和發展受制于兩大因素的作用從歷史上考察破產重整制度乃萌生于19、20世紀之交，并在20世紀30年代得到發展。主要地看，破產重整制度的產生和發展仍受制于兩大因素的作用：一是經濟因素，另一是制度因素。1、經濟因素。現-代經濟就其本質而言乃是整體化、社會化、規模化、資本高額化、結構控制化此一經濟組織的的經濟崩潰和解體分化，很可能導致彼一經濟組織的經濟困難、生產停業、產品滯銷，嚴重者甚至受其沖擊而產生連鎖性倒閉，這種使經濟組織連帶受損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對國民經濟的發展無疑是災難性的。因此，防止經濟組織的解體與倒閉，自然成為現-代經濟政策的首要考慮目標。在現-代社會經濟結構下，商業組織是以公司為基本形態的。公司組織可謂一國經濟的基石。其中股份有限公司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更是起著中流砥柱的基礎性作用。由此，現-代各國無不以股份有限公司為破產重整制度的重點調整對象。眾所周知，破產倒閉是同工人事業聯系在一起的，他直接影響到社會的穩定，有效地保存公司企業，尤其是保存公司員工多、債權人亦多的上市股份有效責任公司，無疑是解決工人失業的重要措施和途徑，破產重整制度恰好滿足了這種需要。2、制度因素。人們對破產和解制度種種弊端的逐漸認同，乃是破產重整制度得以產生的制度性因素。預防破產、保存企業既然已成為現-代破產法的首要價值目標，以清算為本體的傳統破產法遂面臨著吐故納新的變革任務。和解制度的產生多少緩解了傳統破產法的硬直性和片面性，標志著破產立法的救濟本位由債權人利益向債務人利益的進一步傾斜。（二）和解制度的產生加速了重整制度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