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環境侵權的特點

(一)侵權行為在公法價值判斷上可能存在社會妥當性、合法性

環境在作為侵權行為的對象時，不但涉及私權利的保護，而且從公共利益的角度來看，也屬于公法調整的范圍。因此%為加強對環境的保護，國家頒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對伴隨社會經濟發展而產生的排放廢水、廢氣、廢渣、發出噪聲等從公法的角度規定了相應的標準。在公法價值判斷上，那些符合國家標準的行為就成為了為社會所接受的、有意義和價值的合法行為，國家也正是通過這些標準促進相關行業的發展。但事實上符合行為標準的廢物排放等行為也可能導致他人合法權益的損害，有學者稱之為合法侵權或適法侵權，對于如何認定這種侵權行為的違法性，用傳統的侵權理論往往難以解釋。實踐中亦存在行為符合我國環境保護的行政法規即為合法行為，與無論是否符合環境保護的行政法規，只要侵害他人合法財產即為違法行為兩種觀點。

(二)損害的特殊性

環境侵權造成的損害可以是對人身權、財產權及環境權等權益的損害，還可以是一種危害事實，即尚未對上述合法權益造成損害，但有發生損害的現實危險時，當事人也要依法承擔民事責任。

(三)因果關系的復雜性

環境的損害，一般是通過相關的污染源與周圍環境中的生物、礦物質發生化學、物理反應作用等表現出來，而且損害往往經過較長的潛伏期才表現出來;另外，多個污染源并存的情形時有發生，因此損害結果與侵權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往往不是唯一和必然的，多因一果現象時有發生。

(四)主體的不平等性

環境侵權中，侵權行為人多為在經濟、科技、信息等方面具有特殊實力的工商企業或企業集團，而受害人多為欠缺規避能力和抵抗能力的普通農民、漁民和市民，因此，環境侵權的主體具有不平等性。

二、環境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

關于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理論界有不同的觀點，主要有過錯原則、無過錯原則、公平原則三種。我國《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3款規定：“公民、法人由于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沒有過錯，但法律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是我國法律關于侵權責任的最基本的規定，它確立了我國民事侵權責任的過錯和無過錯原則。關于環境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當代世界各國環境保護立法和侵權行為法的基本趨勢是無過錯原則，有關國際條約也采無過錯原則，我國法學界除個別完全否認侵權責任無過錯原則的學者對此主張過錯原則外，其他絕大部分學者主張采無過錯原則。我國《民法通則》第124條規定：“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污染環境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環境保護法》第41條規定“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有責任排除危害，并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賠償損失”。《海洋環境保護法》第42條規定：“海洋環境污染受到損害的單位和個人，有權要求造成污染損害的一方賠償損失”。據此，我國法律對環境侵權的侵權責任系采無過錯責任，除一些特殊情況外，不論侵權行為人是否有過錯均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確定無過錯責任的理由，一是此類糾紛中確定侵權行為人的民事責任難度較大，現代企業的科技水平及其各種保密措施，使受害者難以舉證;二是基于公平原則，由于企業的賠償費用可以攤入生產成本，讓全社會共同承擔社會發展的風險，而讓受害者來承擔風險就顯失公平;三是經濟上的不利益，因為在舉證成本與獲勝機會作價值權衡時，如果受害人另有退路—如獲得社會救助.可供選擇的話，往往會選擇后者而使侵權行為人免責。環境侵權無過錯責任歸責原則的確立更加完善了侵權責任理論。

三、環境侵權之侵權責任構成

責任構成是歸責原則的具體體現，是確定責任的基本理論依據。歸責原則是上位，責任構成是下位。關于無過錯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有人主張，特殊侵權行為，有的不以行為之不法為要件，有的不以過失為要件;[2]也有人認為，在無過錯責任中，應建立以損害事實和因果關系共同組成的責任構成要件;[3]還有人認為，應以加害行為、損害事實以及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為構成要件。[4]本文采無過錯侵權責任構成三要件說。

(一)侵權行為

環境侵權中的侵權行為包括污染環境損害他人合法權益的行為和污染環境危害他人合法權益的行為二種。

1.關于如何認定污染環境的行為，首先涉及到侵權行為違法性的問題。無過錯責任歸責原則下的侵權行為構成三要件中的侵權行為是以違法性為前提的。關于如何認定污染行為的違法性，有人主張，我國《民法通則》第124條規定：“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污染環境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因此，按照法律規定的標準排污，符合我國環境保護的規定即為合法行為，不應承擔因污染給他人造成的損害而產生的侵權責任。[5]但目前多數學者不同意此觀點，筆者將從以下方面分析：(1)公法與私法位階的法理分析。人類的生存發展依賴于環境，但對環境的利用又導致了與人、物或生活環境相關的損害，通常被稱之為“公害”。為預防和治理公害，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保護人的人身和財產等權利，世界各國均制定了相應的環境保護的法規。環境保護法本身兼具公法和私法的性質，它以公力給主體以義務，保護私權利不受環境污染的侵害同時規定侵害私權將承擔相應的刑事、行政或民事責任。其關于污染排放標準的規定，屬于公法的范疇，是公力對環境污染行為干預與否的標準，而不是確定私權是否受到侵害的標準，私權是否受到侵害、是否可以請求私法上的保護應以私法為判斷的依據。符合公法上的排污標準，一般不會給他人造成損害，但不排除損害的可能，其原因一是現行科技水平的制約對一定排污行為現實及潛伏的危害性認識不足導致相應排污標準的制定不盡科學;二是對同一地點排污總量沒有控制導致污染加重。因此，符合公法要求的行為仍會導致他人私權的被侵害，就象侵害他人人身的行為即使不違反刑法的規定也不能以此免除加害人民法上的責任，環境侵權行為符合環境法上的標準和要求也不能免除其環境侵權民事責任，否則，將公法置于私權的保護之上，將不利于對環境侵權受害人的保護，從而使法的價值無法實現。我國《民法通則》明確規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權益受法律保護”，《環境保護法》、《海洋環境保護法》等環境保護法規也未以是否符合環境質量標準、排污標準作為加害人承擔責任的依據，這與日本、德國、法國、美國、我國臺灣地區等的有關通說、判例和法規所持的污染源遵守公法標準和要求并不免除其民事責任的立場和規定一致。(2)《民法通則》第124條強調了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污染環境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而《環境保護法》強調只要造成環境污染危害，就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這種矛盾導致了實踐中的爭議。從《民法通則》制定的歷史背景看，當時我國的環保立法尚處于起步階段，只著重于違反環保法律引起的環境污染問題，對于沒有違反環保法律是否會造成環境污染引起損害賠償還沒有重視，因此才做出124條規定。[6]后來人們認識到行政的、刑事的環保責任限于違反環保法律，而民事的損害賠償責任不應限于違法環保法規，只要違反民法中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權益的規定即為違法，因此以后的《環境保護法》第41條第1款、《海洋環境保護法》第42條等環境保護法均規定污染損害賠償責任以污染為條件。國家環保局(91)環法函104號對湖北環保局請示環境污染損害賠償是否以過錯和違法性為條件的批復中指出：“承擔污染賠償責任的法定條件，就是排污單位造成環境污染危害，并使其他單位或者個人遭受損失。”并指出：“至于國家或者地方規定的污染物排放標準，只是環保部門決定排污單位是否需要繳納超標排污費和進行環境管理的依據，而不是確定排污單位是否承擔賠償責任的界限。”[7]因此，根據我國立法對符合環保法造成污染損害賠償責任認識上的發展，及現行環保法的規定，筆者以為應當對《民法通則》第124條的規定做出擴大解釋，即其所規定的“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是指我國環境保護法及其相關法律法規所確定的基本原則、規則和制度，而不是指某項具體的排污標準。(3)特別法優先于普通法。《環境保護法》、《海洋環境保護法》等均規定了因污染受到損害的一方，有權要求造成損害的一方承擔責任。與《民法通則》相比，前者系特別法后者系普通法，按照特別法優先于普通法的法律適用原則，優先適用前者便可不再考慮《民法通則》第124條的規定。(4)“違法”的廣義理解。侵權行為法中的違法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它不僅包括民事法律，也包括憲法、刑法、行政法、環保法等法律及其他行政法律、法規、規章、及有關司法解釋。因此，凡是行為人因環境污染給他人人身、財產、環境權益環境造成損害，就是侵害了受法律所保護的權益，除非有阻卻事由的發生，就屬于違法。

綜上，環境侵權行為不應以是否符合環境保護法中環境質量及排污等標準為判斷的依據，環境侵權行為因侵害了權利人受法律所保護的權益而具有違法性。2002年4月天津海事法院審結的孔*禮等訴遷安第一造紙廠陸源污染損害賠償糾紛一案，在審判實踐中確認了企業排污達標亦應承擔環境污染侵權責任的原則。

2.環境侵權中的侵權行為不僅指損害他人合法權益，還包括危害他人合法權益的行為。危害他人合法權益的行為，實際上是一種即發侵權行為，是指行為尚未導致損害后果或后果尚不明確，但受害人的合法權利正在被侵害或有被侵害之虞、不采取措施有給權利人造成不可彌補損失的后果，則該行為為侵權行為。禁止即發侵權制度與合同法上的預期違約制度是相輔相成的，預期違約制度的目的在于當明知債務人將不履行合同義務時，采取積極措施避免更大惡果的出現，該制度被《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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